四 反攻倒算：六君子之狱
1．官场大清洗
天启四年十月初一日，朝廷在太庙举行祭祀仪式。皇帝身服冠冕，在群臣的簇拥下，礼拜如仪。奇怪的是，身为内阁次辅的魏广微居然无故缺席，直到典礼将要完毕，才踉跄赶来，插入队伍中跪拜。此举激起官员们极大不满，吏科给事中魏大中弹劾他无人臣礼：皇上升殿颁来岁之历，四方万国谁不俯首奉行？魏广微身为执政重臣，何以桀骜不驯，偃卧私家，不拜正朔？皇上在一日间行二大礼，魏广微颁朔不至，享庙则迟到，无礼于皇上太甚。
魏广微对魏大中恨之入骨，但自知理屈，不得不向皇帝检讨，假惺惺请求骸骨归乡。魏忠贤正要仰仗于他，当然温旨挽留。
官员们纷纷交章弹劾，李应昇伶牙俐齿，步步紧逼：阁臣魏广微，方其偃仰高卧，不拜正朔。迨至日中祭毕，然后闯入庙门。科臣魏大中纠弹，他自辩为“罪止失仪”。按照《大明律》规定，失仪朝贺者，笞四十；祭享失误者，杖一百。魏广微该当何罪？还有颜面复入中书之堂？李应昇还说，国家设立言官，称为耳目近臣，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魏广微之父魏允贞，曾为言官，公正发愤，得罪阁臣而罢官，声名传至今日，魏广微独不怀念，竟然将言官比之鹿马。不与此辈为伍，必然与另一辈为缘。方今圣天子在上，贤公卿在下，魏广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惭，每见指摘，辄自张皇，不啻十目十手之暴其隐也。魏广微当退而读父书，保其家声，毋倚三窟，于言官为难，异日亦可以见乃父于地下。通篇奏疏锋芒毕露，嬉笑怒骂，令魏广微无言以对。结果，皇帝不但没有谴责魏广微，反而指责李应昇“恣肆”，“借端轻侮，不谙大体”，罚俸一年。
经过此次事件，魏广微更加死心塌地投靠魏忠贤，为之出谋划策，铲除异己。文秉写道：“魏广微深恨众人之纠劾也，揣忠贤以应山（杨涟）衔（魏）大中等，因欲借刀剪除。遂与比周密谋，以党者人主之所恶也，乃于上曰：‘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与在朝诸臣，蔑主冲幼，结党擅权，不尽窜杀无以明主威，而服天下轻蔑之心。’上意遂移，忠贤得以肆行排陷。初犹挑激上怒，传奉票拟；继则从中发票语，付阁誊进。（魏）广微在其门下，初称宗弟，后称宗侄。内外交通，而缙绅之祸始烈。”
另一个卖身投靠魏忠贤的无耻之徒是崔呈秀。崔呈秀，顺天府蓟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天启初年晋升御史，巡按淮扬，贪赃枉法，声名狼藉。天启四年十月，左都御史高攀龙向皇帝揭发他的劣迹：“臣去年奉差而出，复命而入；今年复奉差而出，复命而入，往来淮扬间，所见淮扬士民无不谓，自来巡方御史未尝有如（崔）呈秀之贪污者。强盗，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贿三千金辄放；访犯，地方大恶也，得贿千金辄放。不肖有司应劾者，多以贿免；不应荐者，多以贿荐。至御史出巡，每有节省公费助国用者，（崔）呈秀到处透支一万四千两，各县赔补，不胜其苦。”皇帝敕下吏部议复，吏部尚书赵南星决定将他革职遣戍。走投无路的崔呈秀，连夜微服拜谒魏忠贤，送上巨额贿赂，并且以干儿子自居，称魏忠贤为父。魏忠贤正需要这样的得力干将，大喜过望，立即矫旨，官复原职。这个人在阉党中的作用不容小觑，正如文秉所说：“（崔）呈秀素与内阉许秉彝善，魏广微与内阉王朝用善，许为石元雅掌家，石与王皆在逆贤名下。于是崔、魏两人互相谋画，咸借内力，以图报复矣。”刘若愚说得更为透彻：“崔呈秀之通内也，始自（崔）呈秀之旧居停许秉彝导引。凡有字帖及《点将录》《同志录》《天鉴录》，俱将原本付朝钦收掌，而永贞、元雅、文辅亦各照抄小楷折子，藏于袖中，每日早斋，付逆贤直房按名回话：今日升官本内有无折子姓名，参官本内有无折子姓名？面同简举，罔敢异同。”又说：“初，替崔呈秀传递线索者许秉彝也。其年十二月，复逮汪文言。至五年春，兴大工后，逆贤指称看工催工名色，无日不与崔呈秀面会，会即屏人密语，移时方散。或授受害人姓名，如《天鉴》等录之类，逆贤奉为圣书，心甚悦之，以为‘崔家疼我，替我设法报仇出气也’。一时捏词献谀入告者，梁梦环、李鲁生、曹钦程等也。”
政坛大清洗逐步展开。先是降调吏科给事中魏大中、吏部员外郎夏嘉遇、御史陈九畴。给事中沈惟炳上疏申救，指出：对圣旨所说“朋谋结党”，提出异议：“诸臣方比肩立朝，同心报国，谁为此言以告皇上？从来小人祸国，必指正人为党，盖攻一人者仅可去一人，而党之一字则可以空一国，发端甚微，贻祸甚烈”。
当时山西巡抚空缺，吏部尚书赵南星不用那些行贿求官者，推荐沉静有为的谢应祥，指示吏部员外郎夏嘉遇办理此事。夏嘉遇转告掌河南道袁化中，袁化中深以为然，又转告魏大中，魏大中竭力赞成，便向朝廷会推。遭到御史陈九畴反对，说谢应祥昏耄，魏大中“有所私”。皇帝有旨“会看”，吏部、都察院等衙门答复：御史论人失实。魏忠贤矫旨：陈九畴、夏嘉遇、魏大中各降三级调外任，并且严厉谴责部院大臣“含糊偏比”，吏部尚书赵南星、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龙引罪求去。内阁辅臣韩爌、朱国祯等向皇帝进谏，因为一件小事而免去两位大臣，降处多名言官，而且这一御批直接从宫中发出，没有经过内阁，希望皇上挽留赵、高二臣，以及多名言官。得到的圣旨，毫无商量余地：“卿等奏优礼大臣，朕岂不知。但我祖宗设立会推会看，原非为师生植党比。今冢臣（赵南星）及宪臣（高攀龙）附和依违，全无公论，知有情面，不知有朝廷。或世庙时必不敢如此。其沈惟炳妄言逞臆，降调已示薄惩……朕前已有谕旨，着部院一体申饬，卿等心膂重臣，不必挺身救解，亦不可过生猜忖，致滋烦扰纷嚣，还遵前旨行。”
御史谢文锦，礼科给事中许誉卿，吏部文选司郎中张光前、吏部考功司郎中邹维琏纷纷上疏，规劝皇帝收回前旨。得到的回答是严厉的申饬：“尔大小臣庶坐享国家之禄，靡怀君父之忧，内外连结，呼吸答应，盘踞要地，把持通津，念在营私，事图颠倒，诛锄正人，朋比为奸，欺朕幼冲，无所忌惮。迩年以来恣行愈甚，忠贞皆为解体，明哲咸思保身，将使朕孤立无与而后快……谕尔徒众，姑与维新，洗涤肾肠，脱换胎骨，果能改图，仍当任用。如有怙其稔恶，嫉夫善类，甘为指纵之鹰犬，罔虑贻遗之祸患，朕将力行祖宗之法，决不袭姑息之政矣！”通篇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把阉党之流“内外连结”“诛锄正人”的勾当，诬陷到正人君子身上，而且发出威胁：“决不袭姑息之政”。这是魏忠贤发出的警告信号！
赵南星、高攀龙、魏大中等人先后罢官而去，各衙门奉旨会推吏部尚书。
署理部务的左侍郎陈于廷推举乔允升、冯从吾、汪应蛟，得到的圣谕不但全盘否定，而且谴责陈于廷等人老奸巨猾、冥顽无耻：“吏部、都察院浊乱已久，失祖宗设立初意，朕已屡谕更改，如何此次会推仍是赵南星拟用之私人？显是陈于廷、杨涟、左光斗钳制众正，抗旨徇私。三凶既倡率于前，谁敢不附和于后？又会推职名，都察院不曾全列，况近日杨涟既曾亲接圣谕，今值会推之日，岂可佯为不知，怙恶不悛，注藉躲闪。又前与高攀龙会看陈九畴之事，党比不会，颇属杨涟、左光斗主张，而乃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幼冲，真巨猾老奸，冥顽无耻。陈于廷前奏，从来会推吏科、河南道概与画题，袁化中不无扶同情弊。陈于廷、杨涟、左光斗俱恣肆欺瞒，大不敬，无人臣礼，都着革了职为民，仍追夺杨涟、左光斗诰命。”
文震孟这样描写官场大清洗：“杨（涟）、左（光斗）既逐，奸党益无忌惮，遂肆行诬陷。于是魏广微手写所欲起用之人：黄克赞、王绍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维华等五六十人，目为正人，各加两圈。又将《缙绅便览》如韩爌、缪昌期、曹于汴、李邦华、郑三俊等百余人，目为邪党，重者三点，次者二点，托内阉王朝用转送逆贤处，以行黜陟。而（王）绍徽复造《东林同志录》，罗列诸贤姓名。又韩敬造《东林点将录》，计一百八人，邮致都门，按籍搜索。于是诸贤受祸，无一人遗漏矣。”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凡是反对魏忠贤专权乱政的官员，都被称为“邪党”，也就是“东林党”，而不问是否出身于东林书院，也不论与顾宪成、高攀龙有没有关系，一概划入“东林党”的行列，把批判魏忠贤的正义斗争，歪曲为“东林党”的倒行逆施，把万历末年对“东林党”的声讨延伸到天启年间，于是乎，魏忠贤及其亲信披上了继承皇祖遗志的合法化外衣。
一个叫作乔应甲的官员引起了魏忠贤的注意，此人在万历年间就以力排东林而著名，杨涟遭到罢黜后，他被起用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心领神会的乔应甲在一月之内连上十三份奏疏，攻击“东林党”。一份大谈“三朝舆论渐明”，说什么“赵南星年老昏蔽，为群小所欺。旧抚李三才，君子中其魔术，小人利其重赂，世界三十年，不使一日宁静”。一份大谈“时局门户”，说什么“李三才任淮抚十三年，加总督尚书，谋大拜。当年授意南道段然，疏有‘祖制废弛已极，内外登庸宜均’，盖为三才地也。嗣是议论蜂起，有保三才，复有参三才；有保而参，即有参而复保。此门户所由分也。后三才赃私难掩，又匿陈增税银，出一奇策，借势顾宪成投阁部院三书，书从宣大巡抚吴亮封入。疏内臣东林人也，又保三才：‘臣一言以蔽之曰不贪。’此东林之名所自来也。今几二十年，私人推戴，力排公论。有东林则有羽翼，张问达假门户以翻局，赵南星假门户以固局。乞皇上查段然、吴亮之疏，付之史馆，为时局门户之证”。一份则攻击汪文言、魏大中。
沈国元对于乔应甲，有这样的评论：“左副都御史乔应甲在道陈言，请早剖门户，疏凡十上，总以东林得淮抚（李三才）则暗有所恃，淮抚得东林则两有所挟……疏中以李三才为党魁，张问达、赵南星、高攀龙、曹于汴、段然，皆在论列。”显而易见，提起旧事，是为了打倒张问达、赵南星、高攀龙等现任官员。此后工部主事曹钦程攻击周宗建“私引邪党”，李应昇“专护法东林”，还说：周宗建、张慎言、黄尊素、李应昇“甘作赵南星之鹰犬，为魏大中之爪牙”，出于同一目的，都是东林名目，应该一律打倒。
2．杨涟：“仁义一生，死于诏狱”
魏忠贤以为时机成熟，终于大开杀戒。先前工部屯田司郎中万燝揭发魏忠贤在香山碧云寺为自己建造坟墓模仿帝王陵寝规格，魏忠贤矫旨廷杖一百，太监把他从家中押往午门途中，一顿乱棍，打得他血肉横飞，还未廷杖已经气息奄奄。再加上午门前的一百棍，当即气绝而死。这一幕不过是投石问路而已，正如邹漪所说“忠贤欲借曹郎示威”，预示着反对魏忠贤的官员们在劫难逃。
天启五年三月底，锦衣卫镇抚司许显纯严刑拷打汪文言，威逼他扳诬杨镐、熊廷弼公行贿赂在京官员，魏忠贤以皇帝圣旨名义逮捕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六君子，与已经逮捕入狱的汪文言，“一并究问追赃”。所谓“追赃”云云，纯粹是为了“六君子之狱”编造的一个借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杨涟自从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以来，就料定魏忠贤不会放过他，迟早有这一天。接到革职为民的圣旨，青衣小帽的杨涟与左光斗携手同归，在涿州分手。魏广微为了找到罪证，企图在途中搜查行李，东厂奸细暗中侦查并无异样，魏忠贤以为搜查并非稳着。后来见到杨涟策蹇就道，行李寥寥，这两个姓魏的同宗私底下说：“幸无搜，搜没趣矣。”《杨忠烈公年谱》提及构陷的大致经过：“时忠贤杀念既炽，诸奸又复投欢抅阱。遗札云：‘同乡憾之者乘机挑激，以致忠贤假子徐大化教之：放开手眼，广募同心。’于是梁梦环举汪文言旧网，首出媚疏；霍维华、杨维垣感恩应募，以封疆、移宫锻炼（汪）文言，使招公，以为身亡家破之计。（汪）文言身临五毒，必不承时调。许显纯主其狱，遂以徐、魏意，派赃指掌。”
汪文言始终没有诬陷杨涟。邹漪写的《杨忠烈传》提供了一些细节：“公（杨涟）扼腕流涕，首疏劾二十四罪，遂群攻之。忠贤惊且恚，掷地哭，群小慰之曰：‘毋恐，逐杨某，公（魏忠贤）可安矣。’忠贤假会推事，尽逐公（杨涟）等。群小又嗾之曰：‘不杀杨某，公（魏忠贤）之祸未艾也。’忠贤大惧，急徵公（杨涟）等坐故经略熊公廷弼赃……熊公下狱，忠贤以赃坐公（杨涟），曰：‘不如此，无以杀杨某也。’先是，考汪文言，五刑备极，迫使引公（杨涟），（汪）文言仰天笑曰：‘安有贪赃杨大洪乎？’至死不服。”
赵吉士写的《杨忠烈公传》更为精确细致：“公（杨涟）疏列二十四大罪，尽发其奸，忠贤惶恐，泣诉御前，客氏与阉党王体乾曲为弥缝，温旨慰（魏忠）贤，且责公‘寻端沽直’。然自公首请上方，而攻忠贤者疏且捆至矣。会荐冢宰，公以注籍不与，矫旨责以‘规避’褫职。而憾公刺骨，必欲杀之，第移宫名甚正，难以坐罪，复逮汪文言，抅熊廷弼大狱。（熊）廷弼者，公垣中所推也。熊（廷弼）为台省排抅，公疏翼之谓：‘议经略（熊廷弼）者终难抹煞其功，怜经略者亦难掩饰其罪。功者支撑辛苦，得二载之幸安；罪在积衰莫振，怅万全之无策。’熊（廷弼）得解任听勘，公持论甚平。阉党迎阉（魏忠贤）意，诬公与左（光斗）、魏（大中）等纳贿故纵，遣缇骑逮公。先酷拷汪文言，逼使引公，（汪）文言仰天笑曰：‘安有贪赃杨大洪乎？’有甥见其受刑惨毒，悲失声，（汪）文言叱曰：‘孺子真不才，死岂负我哉，而效儿女子泣耶？’死不承。”
天启五年三月十九日，魏忠贤矫旨逮捕杨涟，圣旨写道：“杨镐、熊廷弼既失封疆，又公行贿赂，以希幸脱。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俱着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同汪文言一并究问追赃。其本内受赃赵南星等十五人，除已经削籍外，俱削了籍，着抚按提问追赃具奏，不许徇情。”
锦衣卫缇骑前来逮捕时，杨涟谈笑自若，从容就道，派人抬着棺材跟随。沿途哭送者数万人，几乎激成民变。杨涟披枷戴锁泣告父老：锦衣卫旗校未尝苦我，朝廷未必杀我，众人如此，则忠反为逆，累我族诛。众人稍稍平息，炷香设祭祝忠臣生还，菜佣贩夫争相捐钱为之凑盘缠，押解的官兵也为之感动。
杨涟在押解途中写了一份揭帖，认为自己所受诬陷不值得一辩，是非自有公论，谁能一手遮掩天下耳目？但是，国家的大是非大安危是要辩论到底的。这篇揭帖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浩然正气：
涟今逮矣，逮以杨镐、熊廷弼失陷封疆，公行贿赂，营求幸脱，而涟与左光斗等为贿营之人也。此事而果有也，即颜甲千重，不能遮人之共唾；纵喙长三尺，安能欺念之独知！如其无之，不见莫须有竟埋杀赤心人也，此不必辩者也。
至涟之有此一逮也，久已自知之。而涟之遂成此一逮也，由来之故，天下亦能共知之。谁将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又无俟辩者也。人之计算此一逮也，封疆题目压得人头，缄得人口，可以污其名陷其身耳。
血性男子，痴愚不识避忌，既以不爱官不爱生矣。前日无所不拼，今日当无所不听，辩复何为？此皆心之不欲辩者也。而何以不欲辩？非不敢辩不能辩，私心窃有自盟。我辈入告君父，出对天下，辩驳执争只当在国家大是非大安危，不当在一己胜负一身利害。今日之事，大狱频兴，有无关系，有无枉抑，会有任其责者。从涟自看，毕竟只是身名两字耳。盗金不辩，昔人或为之，况在君父之前。涟所自恨，三朝豢养，一念独盟，毫无补于今日尧舜，大有负于先帝恩知，徒作明时累臣，死且不瞑。
杨涟深知，已经投诉无门，突发奇想，以给玉皇大帝奏疏的形式，公开阐明自己的初衷：“窃见司礼太监魏忠贤、奉圣夫人客氏，欺藐至尊，肆无忌惮，几使中外不知皇上，只知有忠贤，势已无天，渐岂可长！涟感先帝之特知，荷今上之眷顾，忠心愤激，声罪力攻。明知撩虎自危，夫亦妄意一击，令其稍知主仆之分，略顾祖宗不许干预外政家法，庶知一点尊君父、杜微渐之念耳。不意微诚不足以格主，孤忠不足以济用。秪深狠毒，一网善类，内外砌谋，凭空栽陷……今乃无影相加，赃私罗织，缇骑诏逮矣。涟欲避，非所以尊君命；而自裁，又无以明臣心。明知此行不死于奸人道路之摧残，即死于诸凶圜土之困辱。然一出乡关，即是身归君父，幸不死于妻子之手，得死所矣。分既无逃，仁又何怨？唯是血心未能报主，而痴念尚虑吾君，如此四方多事，冲圣孑立……更恐隐忧无歇。”
天启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杨涟押解途中，在河南朱仙镇写了告岳飞文，再次公开表明，弹劾魏忠贤，自己无怨无悔：“天启四年，见司礼太监魏忠贤与乳母客氏表里为奸，太阿窃弄，即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天语天宪可以喜怒唯意，目已无君，渐岂可长。此涟义不能忍，声罪纠参。明知彼虎不可料，涟祸不可试，只以当日凭几惓惓，安可今日同人默默。庶知博浪一击，万一宗社有灵，令忠贤稍知主仆之分，不至谓外廷无人，涟亦可以了此臣子忠心，无但骗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诚不足济事，孤直反以厉阳，播恶同气同乡，削籍空国空署。今且横诬以乌有赃私，并指前移宫事，为通王安罪案，父子长途，赤炎蒸背，闻者见者不免伤心。涟则谓自古忠臣受祸者何独涟一人，即如武穆王（岳飞）何等功勋，而莫须有竟杀忠良，何况么麽直言如涟！此行定知不测，自受已是甘心，但所恨者人借涟以结内外之欢，因借忠贤以快恩仇之报。如刘一燝、周嘉谟等之削籍，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之锒铛，徒伤明主手滑之威，益乱祖宗干政之制。”
六月二十六日，杨涟与左光斗关入锦衣卫镇抚司诏狱。此前，周朝瑞、袁化中五月初已经入狱，顾大章五月二十六日入狱，魏大中六月二十四日入狱。六月二十八日，对六君子严刑拷讯，诸君子正言答辩，推翻欲加之罪。审问官许显纯一无所获，从袖子里拿出预先写好的成案，要书记员抄写，作为审问笔录呈送朝廷。杨涟大声叱责：“此地明心堂，如何改作昧心处？天下后世汝肉不足食。”许显纯大怒，动用五刑，羞辱六君子，骨裂髓飞，惨不忍言。
此后每隔五天就用严刑拷问一次，杨涟所受酷刑最为厉害，皮开肉绽，牙齿脱落，还用钢丝刷子把皮肉刷得碎裂如丝，体无完肤。杨涟坚贞不屈。魏忠贤不断以皇帝圣旨名义命令许显纯严厉“追比”。杨涟大声斥责许显纯：“熊廷弼初在辽阳，我有参疏，广宁陷后，我奉命而出，及失事入，我有何辞一死之语？廷弼恨欲杀我，此岂受贿为营脱者？若移宫始末，曲突徙薪，皇天后土，实鉴此衷。汝昧心杀人，狗彘不食其余。”许显纯的严刑逼供毫无作用，想把审讯的难题推给刑部，遭到圣旨训斥：“杨涟党比熊廷弼，沦没封疆，且纳贿招权，扰乱朝政，移宫一事陷朕不孝，罪恶滔天。许显纯如何擅求刑部？明属徇私，姑且不究。还着本司照原参数目严比追赃，限五日一回奏，不得宽纵。”许显纯遵旨加重酷刑，用铜锤敲打，致使肋骨寸断，再用土囊压身，杨涟被折磨的气息奄奄。
七月十五日，垂死的杨涟写信给家中的母亲儿子，向他们诀别。给母亲的信写道：
字禀太太：儿死狱中矣。无能侍养左右，儿九泉之恨也。太太辛苦一生，无子送终良苦，然有死忠之子，太太亦可同范母矣。可怜一家赤贫如洗，尚在追迫忧苦之中，是儿前生之孽，今生贻累父母子孙，奈何奈何！夏儿、会儿、五儿，各有他的造化，即无衣食，慢慢挨去。教他苦心读书，即不能报父之仇，也思结已之局。此在太太吩咐之。骈儿大小一根草，自有一点露水养他，至于大哥抱养之子，如力不能养，还是大哥抚养也罢。天乎，天乎，从古忠良惨祸无如儿者，又奈何！七月十五，儿涟血肉淋漓中绝笔。
给儿子的信写道：
字寄夏儿诸子：汝父死矣，身无完肤，肉供蝇蛆，亦自忠臣死事之常。但家破人离，累我诸儿。汝兄弟收藏我尸之后，还当攻苦读书，得有寸进，鸣父之冤，即是汝孝。汝等赤贫如洗，只有读书一路。莫言读书似我甚苦，人生梦幻，忠义千秋不朽，难道世道只是昏浊的？读书做官，做得些好事，也不枉生一场。
七月二十四日夜，许显纯用大铁钉钉入杨涟头颅，杨涟气绝身亡。许显纯却向朝廷报告“杨涟病故”。
誓死不屈的杨涟临死前留下了绝笔：
枉死北镇抚司杨涟绝笔书于狱神之前。涟以痴心报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问矣！日前赴逮，不为张俭之逃亡，杨震之仰药，亦谓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故赤日长途锒铛不脱，欲身之生死归之朝廷。且不忍概于今公论与人心天理，俱不足凭，徒以怯缩自裁，只取妻子环泣，令明时有身死不明之大臣耳。不意身一入都，侦逻满目，即发一揭亦不可得，至于如此打问之日。汪文言死案密定，固不容辩，血肉淋漓，生死顷刻，不时追赃，限限狠打。此岂皇上如天之仁、国家慎刑之典、祖宗待大臣之礼？不过仇我者立追我性命耳！借封疆为题，追赃为由，徒使枉杀臣子之名归之皇上，而因我累死之冤，及于同类。
……
涟沉死狱底之人，语言亦复何味？而人之将死，两朝豢养，一念忠爱，恨生前未一发明，不忍不于死时痛心一宣吐也，惟同朝诸君子念之。若夫家破人离，老母无终，幼子无聊，债家逼促，都非涟所屑及，亦终不怨天尤人矣。好笑，好笑！读书作官人，于国家大体紧关之际，只当唯诺从人，作秦越之视，为两踩之船，当事无半句商量，背后冷言冷语，为目前自卸妒人计，作后日逢人功名地，岂不仕路上大乖巧、大便宜事？何苦痴愚，从君父国家远念，不顾性命身家，务欲尽其在我，又复好直，触忤多人，使尸无全体，谁是独食朝廷饭者？好笑，好笑！
然吾师致身家法，先哲尽忠典型，自当成败利害不计，乃朝廷之所以不虚养士也。若个个讨乖趋势，只恋功名长久，不顾朝廷安利，圣贤书中，忠义心上，终不敢许。即范滂临刑，欲汝为善则我不为恶，父子相诀之语。涟亦谓子孙，何不更勉之忠义，而作此隐语！替人读书之念如此，尧舜其心，至今在是何证据？大笑，还大笑，但令此心未尝死，白日冥冥，于我何有哉！
这篇二千余言的绝笔写成后，杨涟亲手托付给同狱难友顾大章。狱中耳目严密，顾大章把它藏在关圣大帝画像后面，以后又埋于狱室北壁下。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以从狱中传出，落到杨涟之子杨之易手上，流传后世。从中可以看到，初入诏狱，杨涟还对朝廷抱有幻想，以为“见天有日”。日后明白“仇我者立追我性命”，便淡然处之，置生死于度外。
杨涟临死前还写了一篇二百八十字的血书，藏在枕头里，死后随尸体抬出，落到家属手中。血书流露了视死如归的凛然气节：
涟今死杖下矣。痴心报主，愚直仇人，久拼七尺，不复挂念。不为张俭逃亡，亦不为杨震仰药，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打问之时，枉坐赃私，杀人献媚，五日一比，限限严旨。家倾路远，交绝穷途，身非铁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一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杨涟死后七日，尸体由家属领回。时值盛夏，早已腐烂不堪，仅存残骨一具而已。
应山县的家产被抄，全部动产不动产折合白银不足一千两，距离“追赃”的数字相去甚远。德安知府李行志亲自书写募捐文告，应山知县夏之令在四个城门设置募捐箱，士民纷纷慷慨解囊，抵充“赃银”一万余两。魏忠贤的亲信吏部尚书周应秋还不罢休，勒限严催，罗织无已。杨府老仆击毙，杨涟幼子惊死。吴应箕叹息道：“诸臣死后之惨，亦无有过（杨）涟者。”
万历三十六年，三十七岁的杨涟曾经担任常熟知县，兴文教，奖节义，裁抑织造太监的敲诈勒索，被评为“清官第一”。常熟县的知名人士，崇祯初年担任户科给事中的瞿式耜，为杨涟讼冤，写了激情洋溢的奏疏：“夫（杨）涟何如人也？自为诸生，孝友端方，慨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家徒壁立，志气轩如。其筮仕臣乡常熟也，铁面冰棱，吏胥不敢仰视，而爱民如子，即婴儿妇媪咸得自尽其情。莅虞（常熟）五年，不名一钱，百废俱举，钱粮之绝火耗，上下百年仅见涟一人耳。入计时，止余两袖清风，欲送其老母归楚，至不能治装以去。及居言路，扬清激浊，屏绝馈遗，寒素之风依然白屋。但一言及国家之事，未有不耳热面发赤，如念其祖宗父母，回肠刺心。谈及神祖光宗，未有不涕泗交下。故其临死之日，亦旁无一语，但呼高皇帝陛下而已。逮系之日，涟自湖广达京师三千余里，只身策蹇驴，未尝一日乘小肩舆，未尝一日骑马背。入都门，小民有叹息：‘杨都御史清官，今日何至于此！’诘朝而叹息之人毙命于厂卫矣，谁复敢私语称其冤者？涟死于溽暑，逾四日方奏闻，比领尸骸，手指肿烂欲断，足之联于胫丝毫耳。迨下令湖广追赃，涟倾斜一屋所值几何？涟母栖城楼，诸子乞食以养之。县官无可奈何，为设柜于四门，远近士民争来投柜，纳至万余金。夫应山非甚富饶也，惟正之供犹自难完，而争为涟纳此，岂能征发期号哉？夫人臣抗节直言，慷慨杀身，历代史书常常有之，如涟之贫不言清，劳不言功，从容就死，无怨无尤，方之宋岳飞明知十二金牌出自秦桧之手，而俯首就戮，斯亦可谓人臣之极则矣！”
瞿式耜把杨涟与岳飞相比拟，推崇为人臣的顶级楷模。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好官清官，居然死在皇帝的圣旨之下，呜呼哀哉！
3．左光斗：“辱极苦极污极痛极，何缘得生”
在泰昌、天启之际，杨涟与左光斗作为中流砥柱，从移宫事件到弹劾魏忠贤，两人始终步调一致，携手奋斗，因而时人并称杨左。两人同时被革职为民，同时被逮捕入狱，同时死于诏狱。当时有人赞许杨涟贬抑左光斗，吴应箕表示异议：“天下称杨左并矣，而多有绌左者何欤？”他给出了解释。黄道周也不同意“绌左”，说：“（杨左）二公定危疑植大义，声名相峙，而左公又以屯田学政绩特闻。”
安庆桐城人左光斗，字道直，一字共之，号沧屿，别号浮丘，生时月当大斗，故名光斗。其父潜修力学，以行谊享誉乡里，生九子，光斗排行第五。六岁跟随塾师开卷，一目十行；九岁能文，开始购书，喜读节侠传；十四岁写《窗前瑞麦赋》，才名初露。二十六岁，庚子（万历二十八年）乡试中举；辛丑（万历二十九年）、甲辰（万历三十二年）两次会试落第，发愤馆穀；三十三岁得中丁未（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担任中书舍人时，书写对联明志：“奉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泰昌、天启之际，他与杨涟并肩战斗，拥戴朱由校即位，迫使李选侍移宫，在政坛崭露头角。此举对于阻止李选侍垂帘听政，有着决定性意义，得到皇帝朱由校的肯定。后来由于魏忠贤、刘朝借题发挥，左光斗感到祸且不测，把公署的钥匙交给杨涟，做好死的准备。幸亏皇上说明移宫缘由，事态有所缓和，他得以调任大理寺丞、大理寺少卿。
杨涟晋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左光斗晋升为左佥都御史，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正如邹维琏所说：“时赵公南星为冢宰（吏部尚书），众正盈庭，群小错愕，乃借声援于魏忠贤，附进‘百官图’，某宜先驱，某宜后击，某宜正射，某宜借攻。布置已定，羽翼已成。”同在一个衙门办公的杨左二公，经常一起商量对策，决定由杨涟首先发难，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左光斗继而跟进，力图使弹劾逐步升级。倪元璐写道：“其时，杨公左公并为御史中丞，两公又相与谋：今京贯连串，指鹿日甚，天下事不可言。于是杨公先上疏，列忠贤二十四罪，左公继之，草三十二斩疏，未上而谋泄。于是小人为忠贤谋，矫旨斥杨公左公并为编氓。”
左光斗的三十二斩疏，列举魏忠贤、魏广微应当斩首的罪状三十二条，自知此举可能危及性命，事先把家眷遣返老家，准备在十一月初二日上疏。可惜还未呈进就泄密，万斯同提供的细节值得注意：“杨涟之劾魏忠贤，（左）光斗与其谋，又与（高）攀龙共发崔呈秀赃私。忠贤暨其党咸怒，及忠贤逐（赵）南星、（高）攀龙、（魏）大中，次将及光斗、（杨）涟。光斗愤甚，草奏劾忠贤及魏广微三十三斩罪，拟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家累南还。忠贤诇知，先二日假会推事，与（杨）涟俱削籍。”陈子龙说魏忠贤与魏广微对杨涟左光斗恨之入骨，非杀不可：“会杨公疏珰二十四大罪，珰惊且恚，群小以疏出公（左光斗）手，阴中之。又以叩马献策，语为公同乡所发也。嗣南乐（魏广微）谋入首辅，公已草二魏交通三十二可斩疏。将上而泄，遂假会推，尽逐公等。尔时京贯势合，内之恨杨过于左，外之恨左过于杨，明唆暗嗾，相谓：‘不杀杨不可也，左不杀犹之不杀杨也。’”
令人遗憾的是，左光斗这篇“三十二可斩疏”，已经消失，关于它的全文，无从知晓。左光斗的弟弟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说，当时慑于魏忠贤的淫威，把这篇奏稿付之一炬，《左忠毅公集》是“鲁壁仅存”。左光斗的小儿子左国材也说：“呜呼，忠毅大人曩膺珰祸，闻踉跄出都，时以逻卒四布，生平著作，家人尽付祖龙，即典兵事与二魏交通三十二可斩等疏，亦不复存，伤哉！”
虽然“三十二可斩疏”并未正式提交，但信息已经泄露，结果左光斗和杨涟一起被革职为民，两人同时离京南下。在回归家乡桐城的途中，赋诗感怀，既庆幸得以生还，又担心随时可能降临的大祸：
幸未遭严谴，居然许放还。
愿难成栗里，祸恐续椒山。
空有安危计，谁开语笑颜。
龙眠旧卜筑，长在汨罗间。
诗中所说“祸恐续椒山”，是指当年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而招致杀身之祸的杨继盛，担忧杨继盛悲剧在自己身上再演。
他写诗给归里的杨涟，抒发的是报国无门的黯然神伤：
痛杀龙髯攀不及，幛天毒雾满朝危。
触阶流血君方见，叩闼排帘宫始移。
北阙雨风号二祖，西山霜雪致三疑。
至今永夜伤心事，空问乾清涕泪垂。
左光斗为官清廉，又慷慨好施，急人所难，在仕途十八年，囊中如洗，家中老屋仅避风雨而已。清苦还好对付，如何向双亲交代即将面临的大祸，煞费苦心。他自分得忌权奸，万无生理，苦于无计告白双亲，便命人扮演杨继盛，演唱《赴西市》戏曲，并对母亲讲解东汉范滂故事，暗示自己日后可能的遭遇。
豺狼当道，满朝都是幛天毒雾，大祸随时可能降临。上有年逾八旬的双亲，下有五岁的小儿，左光斗这位铁打的汉子惴惴不安。为了避祸，他请求剃度于道教法师门下，实在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他的《求度誓辞》颇堪回味：
奉道弟子左光斗，谨焚香誓辞于圣极度师案下。
伏念斗泥土陈人，侏儒贱品，既无道可以匡时致主，又无术可以媚世全生。其在辇下之司，曾以撩须触讳，暨居堂上之座，屡以投鼠招尤，媪相不容，丛神为甚。至于彼其之子，尤为眼中之钉。虽削秩还山，君恩甚厚，而除根剪草，珰怒方殷。殆将以我为李膺，岂肯容予为范蠡，似兹人道之患，何暇阴阳之忧。上有八旬之双亲，非予孰养？下有五龄之弱子，匪我谁成？勇士不忘丧元，圣人原无死地。所幸圣师乞灵上清，护持善类，遂使下愚得草宝箓，珍摄余生。从此山北山南，我自忘人于世外，即使舌锋腹剑，伊难弄我于术中。
然而，护持善类的圣师并没有保佑他，左光斗珍摄余生的奢望很快破灭。魏忠贤及其阉党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但又不能拿移宫事件作为罪证，因为迫使李选侍移宫，避免了垂帘听政，皇帝朱由校是赞成的。而接受杨镐、熊廷弼贿赂，贻祸辽东封疆，是皇帝不能容忍的。于是乎逮捕法办的圣旨发出，左光斗等六君子陆续关进锦衣卫镇抚司诏狱。左光斗的同乡后辈方中履认为，移宫是左公奠安社稷的功劳，也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根源。
方中履说：“天启中，逆奄用事，吾邑左忠毅公与杨忠烈公同死诏狱。人徒知公之死于奄，而不知公之死于群小假奄以杀公也。迄今遗民野老追寻往事，从公子子厚先辈游，乃洞晰本末，盖有余痛焉。今读公移宫前后疏，有不正冠肃容者乎？当是时，尊位方虚，大臣犹恐，不知所为。谠论一出，而邪谋顿寝，然后知国家开言路重台谏之深意，其得人收效至于此而后见也……然则选侍之不垂帘专政，坏三百年之祖制，谁之功欤？公之奠安社稷在是，而公之所以杀身在是。盖移宫之名正，未可以罪公，故假借封疆，坐以贿赂。既而定三案，刊要典，依附经术，文致爰书。呜呼，此岂刑余之谋哉？”
得到锦衣卫缇骑南下逮捕的消息，杨涟劝他“勿恨”，他回答：“死何恨，但死不归君父，而先时择便，我辈怕死矣。”每天谈笑自若，收拾行装准备缇骑到来，私下对弟弟左光先说：“父母老矣，吾何以为别？”又说：“为忠臣，不能为孝子矣。”妻子环相泣，他嘱咐弟弟：“率诸儿读，勿以我戒而谓善不可为。”
他写诗向双亲诀别：
再别不能去，中堂有老亲。
著书成令子，传世学忠臣。
逢难心犹烈，居官家更贫。
白云何可望，回首尽烟尘。
写诗向乡亲诀别：
斑马鸣萧萧，长河水潏潏。
岐路一尊酒，行者皆声失。
念我平生交，执手如胶漆。
子弟各依依，啼呼向落日。
幼儿尚嬉游，不识六与七。
旧德无足存，生还未可必。
天王本圣明，众女善妒嫉。
临风从此辞，孤臣委汉室。
流离戴君恩，努力全臣节。
直道不可为，微劳易过切。
安得浮云开，与子归衡泌。
锦衣卫缇骑抵达桐城，宣读逮捕谕旨，原本晴空万里，忽然大雨如注，读罢，雨止。当地人从数百里外赶来，哀号设醮，并在公共场所张贴大字报，表达愤激之情。左公说：“速我死矣！”请求他们停止忿激行动。押解他的槛车缓缓启行，全城的父老子弟遮拥马前，哭声震动天地，顶香遥拜北阙，拜锦衣卫缇骑，缇骑们被感动得涕泗交加，莫能仰视。一路上都有民众前来迎送，容城孙奇逢、孙奇彦来拜会，左公对他们说：“自古皆有死，惟椒山（杨继盛）得其所。”
进入诏狱后，受到严刑拷讯，诬陷杨左二人接受熊廷弼贿赂，各二万两银子。勒限退赔。左光斗拒不认罪，立即施以酷刑，几天之后，体无完肤。他的得意门生史可法（字宪之，一字道邻，河南祥符人），化装成清扫工，潜入狱中探望老师，已经面目焦烂，难以辨认。
说起左光斗与史可法的师生情谊，颇有一点传奇色彩。桐城方苞说：“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庑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左光斗）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叩之寺僧，则史公可法也。及试，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视，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对于恩师的爱才惜才，史可法始终念念不忘，于是便有冒险探监之事。方苞提供了独家资讯：“及左公下厂狱，史（可法）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可法）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长镵，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可法）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可法）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正如史可法所说，左公肺肝是铁石铸造而成，视死如归，在狱中和其他五君子秉烛夜话，赋诗一首：
噫嘻哀哉，当今之事不可问，谁信慷慨回气运。长安猛虎昼食人，雾盖燕云十六郡。我欲呼天，天高不可呼。我欲告人，人心毒如荼。皋陶平生正直神，瓣香可能悉其辜。夜来床头生芝干如铁，不在李膺之前则在范滂之侧。英雄对此益增奇，天地愁之失颜色。噫嘻吁嗟乎，明月蚀于天，高山崩入渊。如何长夜如长年，安得魂去飞翩翩。上与二祖列宗诉其缘，肯教鸾凤独死枭獍乘权。
许显纯秉承魏忠贤的旨意，诬陷六君子收受杨镐、熊廷弼贿赂，拷掠狠毒无比。六君子对于无端的诬陷拒不认罪，左光斗和诸君子商议，如果坚决不承认，必死无疑，不是酷刑击毙，就是狱卒潜杀；如果承认，就可以转交三法司审判，还有见天之日。诸君子都赞同他的分析，陆续自诬服，左光斗自己承认坐赃三万两银子。殊不知魏忠贤并非要他们的钱，而是要他们的命，不断矫旨严令许显纯五日一次酷刑拷打，根本不送交三法司，诸人始悔失计。
左光斗之弟左光明昼伏夜行，千方百计筹集钱款，燕赵侠义之士，以及受左公荐拔的名士，一呼百应。容城孙奇逢、定兴鹿正因左光斗有德于畿辅百姓，倡议捐献，诸生纷纷响应，慷慨解囊，筹得数千两银子，以求缓刑。然而左公已经与杨公同时死于杖下，时为七月二十四日，卒年五十一岁。临死之前，从茶壶中传出绝命辞：“辱极苦极，污极痛极，何缘得生，何苦求生，死矣死矣。愿以此报皇上报二祖列宗，血点泪痕，与数行淡墨，依稀断纸而已。”
桐城民众为家乡赤子左光斗而自傲，赞誉为“一代伟人，三朝正气”。当他遭到逮捕追赃时，桐城父老在四个城门张贴檄文，为之鸣不平：
今观佥宪左公，一代伟人，三朝正气。文章名世，学识共尊，斗山经济，满寰兆姓，均沾霖雨。抗弹章于豸绣，狐鼠销魂；振铎响于兰台，菁莪式化。居乡饮人醇醪，三尺无欺；作宦洁己冰霜，一丝不苟。即今廿载历仕，犹然四壁萧疏。真明时清白之懿型，为我邦缙绅之雅范……奈何黜削未几，倏尔逮系，随加旨下追赃，诬以不疑之攘金，有是事乎？诏严扭解，辱以范滂之囊头，变无日矣。吾桐素称文宪之邦，不乏忠毅之辈。睹接诏时之露雨，何异六月飞霜。听取义人之覆盆，能禁二天洒血。爰是倡盟约我同心，共矢借剑之英风，期辨窃丛之伪旨。及今拘留缇使，预图剖明，然后匍匐彤墀，代求矜释，庶贞人不毙于刀几，而公道顿豁于阴霾。请观今日之威严，竟是何人之世界？
桐城百姓上疏朝廷，引用孟子的话加以发挥：杀人之权不在左右，不在大夫，并不在天子，而在国人。恳乞皇帝察舆情、怜冤抑，赦免左光斗：
今原任左佥都御史被逮左光斗，不知何罪冒干天威，削夺之谴，遐方细民已不胜骇愕，突闻差官拿问。以桐城二百余年所未有之事，桐民父老所未经见之惨，而忽加于桐百姓所共仰赖之人。闻报之日，官哭于署，吏哭于庭，农哭于野，商哭于市，行道哭于途，妇女哭于室，相顾痛悼，不解何故。至开读，谓熊廷弼失陷封疆，受贿出脱。嗟乎，冤哉！
世未有居乡不爱钱，而居官爱钱者；未有不爱本等之钱，而爱分外之钱者；未有除奸剔蠹禁人之受贿爱钱，而反身陷爱钱之诛者。皇上亦知左光斗居家不事生业，居乡惟高仁义乎！亦知急难有闻必告，谢仪闭目不睹乎！亦知一编裕后家，无绮纨之子弟，三尺应门人尽司马之纯仆乎！亦知二十余年之科第，不改四壁萧萧之家风乎！
至若道德文章，望隆江左，鉴空蓟北。生平不计身家，动念惟知君父。防微杜渐，共倾夹日之功；触忌缨鳞，时洒回天之泪。有臣若此，犹当十世庇之，纵或罪在罔赦，亦宜付以三宥八议之典，何一旦威加莫测，坐以极冤。受贿何名？扭解何法？罪未定于司寇，刑遽上于大夫，举朝之公议虽泯，三代之直道仍在。
光斗为范滂，亲为滂母，骈首就戮，垂芳青史，天下后世以皇上为何如主哉？则光斗之身不特不忍杀，不当杀，且不可杀。与其置九死以快一人，何如留一生以谢通国。
皇帝闭目塞聪，魏忠贤一手遮天，这些恳切的呼吁，统统化为泡沫。左光斗迫害致死后，可爱的家乡民众还在继续呼吁，希望给死者以崇敬。安庆府学、桐城县学的生员上书朝廷，为左光斗“请祠崇祀”。安庆府、桐城县的里老、约保、耆民，叩请当局俯允为左光斗建祠，以全优恤之典，以伸风励之用。在阉党专政时代，这无疑是异想天开之事。好在历史毕竟是人民书写的，家乡民众终于了却心愿，在桐城县城建造了“左忠毅公祠”，世世代代祭祀不绝。
4．魏大中：“臣子死于王家，男儿常事”
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浙江嘉善人。性狷介，为诸生酷贫，读书砥行。为孝廉十余年，足迹从不至官府之门，设馆糊口，欣然自足。他是六君子中唯一与东林书院有关系的人，万历三十八年，会晤顾宪成、高攀龙诸公；次年，执弟子礼于高攀龙先生。万历四十四年，赴廷试，赐同进士出身三甲第十三名，至大理寺观政，受职行人司行人。以后累官至吏科都给事中，始终廉洁自守。瞿式耜说他，“自成进士以至受职行人，擢选谏职，从未尝受人一钱。官至吏掌垣，犹赁屋以居，无一椽一瓦。邑中豪强与缙绅家凛然畏如严师，而独与闾里小民如家人父子”。万斯同说：“（魏）大中为人刚方严冷，嫉恶若仇，在官不以家自随，止二苍头给爨。入朝则键其户，寂无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贿赂）至者，举发之，自是无敢及其门。”嘉善名士陈龙正（字惕龙，号几亭），与他同出高攀龙师门，有同学之谊，知之甚深：“忆自癸卯（万历三十一年）、甲辰（万历三十二年）间，出入联榻，风雨悬灯，相与搜剔乎经史，而渐劘以文义，斤斤自矜，多属吸风食柏之心，与冷铁严霜之致。迄于今，簪发几年，要津几年，而一夫之亩不盈，藜藿之羹常匮。噫嗟何为乎？”
正如万斯同所说，魏大中刚方严冷嫉恶若仇。有人以为他嫉恶过严，优容不足，瞿式耜认为这和他多年身居谏垣之职大有关系：“然亦安知其胸中确然自有绳墨，世间曲相自不堪受彼一引弹耳……况当乱臣贼子人将相食之时，而欲使居谏垣者禁不发一语，然则必使天下须眉尽化为女子，人类尽化为狐狸，然后可以称大贤耶？”在天启年间的言行，由此可以获得索解。比如，太常少卿王绍徽素与东林为难，千方百计营求晋升巡抚。魏大中鄙视其人品卑劣，上疏抨击，迫使他自引而去。当时大臣冒滥恤典，子弟每每夤缘要路，封荫一官半职，魏大中深恶痛绝，一切按照祖宗旧制裁量，杜绝夤缘之途，引来怨恨无数。吏部尚书赵南星欣赏他的贤能，任事任免多征求他的意见，言必采纳，引起一些人的反感。
给事中章允儒鼓动傅櫆，借汪文言的由头，率先发难，弹劾魏大中与左光斗“反戈于君子，呈身于小人，以内阁中书汪文言为私人”。魏忠贤见到这一奏疏大喜过望，立即矫旨逮捕汪文言，关入诏狱。魏大中据理反驳刑科给事中傅櫆：“臣不知（傅）櫆指何如人为君子，而臣尝反戈；又不知櫆指何如人为小人，而臣有呈身之事。若文言游于缙绅间，即江右缙绅多与之游。臣无私，无庸畜人以行其私，至谓臣有资斧及人，则臣不能也。顾櫆何以若是惴惴焉其自危也。大都宵小之志，最不便于铨院吏垣，有秉正嫉邪不可力挠不可党劫之臣。故冢臣锐意治平，求贤如渴，得一清恬伉直之邹维琏用之于铨，而魁自危；又得一清恬伉直之程国祥用之于铨，而魁又自危；（左）光斗佥院，而櫆自危；臣忝吏垣，而櫆又自危。故维琏逐之，并国祥逐之，且并旧铨臣吴羽文而逼之逐之。三驱之后，继以一网，疏攻光斗，并以及臣。”把傅櫆驳得体无完肤，连皇帝也不得不承认：“魏大中新推吏垣，据奏，心迹既堂堂，即到任供职。”既然皇帝下旨“到任供职”，次日，魏大中赴任吏科都给事中，鸿胪寺也已经报名面恩，魏忠贤竟然违反惯例，突然矫旨借口魏大中与傅櫆“互讦未竣”，不得赴任，说什么“魏大中、傅櫆互参，事情尚未明结，何得到任面恩，以后有这等的，鸿胪寺不得开写朝仪起数”。魏大中只得杜门席藁，静听斧钺。如此出尔反尔，举朝为之骇愕。魏忠贤自知理亏，顺势下坡，发出圣旨说“魏大中既认罪，且称遵旨到任，着供职，免面恩”。显然这是正反两方势力较量的结果，万斯同评论道：“然自是朝端水火，诸正人咸不安其位矣。”
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魏大中首先响应，率领同官劝谏皇帝：“从古君侧之恶非遂能祸人国也，有忠臣不恤其身之危以告之君，而君不信，乃始至于不可救。”可谓一语中的，皇帝朱由校与太监魏忠贤的关系正是如此，所以他批评道：“忠贤种种之罪案，（皇上）引为亲裁，而代之任咎；忠贤种种之逆德，不能置辩，而代与分剖；安排布置，倒行逆施，自疏自票，疑尽出忠贤之意”。仿佛四两拨千斤，一举击中要害，魏忠贤大怒，矫旨切责：“好生逞臆渎扰，本当重处，念系言官公本，为首的罚俸五个月”。罚俸不过是暂时的警告，报复在后面。吏部推举谢应祥出任陕西巡抚，作为吏科都给事中的魏大中全力支持，魏广微唆使亲信陈九畴发难，攻击魏大中出于谢应祥门下，推举不公。魏忠贤与魏广微抓住把柄，贬谪魏大中。离京时感慨系之，他赋诗与诸君子告别：
岂有书生面，难将赭似酡。
遮藏图学茧，引闭拟为螺。
亦念君恩重，其如物态何。
安危君等在，余意已烟萝。
此时此地的心境充满惆怅：
题墨当年愧碧纱，重过今日鬓生华。
天心如此人谁料，臣罪伊何愿敢奢。
果不鉴临惟有死，纵然归去已无家。
能垂勺露宽于海，好好朝霞与暮霞。
“天心如此人谁料”，“纵然归去已无家”，预感到日后无法安生。他在年谱中说：“五年乙丑，五十一岁。予一意杜门谢客，而邸报中声息汹汹，不敢宁居，仓卒与濂儿毕姻以四月十一日。二十一日而逮者至，二十四日就逮。”天启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朝廷派来的锦衣卫缇骑逮捕魏大中，嘉善同乡数千人号泣送送行。押解船只由运河北上，经过苏州时，周顺昌（字景文，号蓼洲，苏州吴县人）登船问候，并把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他的孙子，用缔结婚姻表示对忠臣的敬重之情。官船经过常州，知府曾樱前来迎送，潸然泪下，魏大中颜色不变，安慰道：“臣子死于王家，男儿常事，何必尔尔。”曾樱拿出自己的清俸银子一百两，托郑鄤转交，魏大中婉言谢绝：“譬如嫠妇孀居数十年，垂死中偶动一念，便属失节，箦华而睆，不敢以不易也。”
高攀龙在平望镇迎候，又在无锡高桥之北依依惜别。魏大中所写“自谱”，到此戛然而止。他的儿子魏学洢补写了北上入狱直至死亡的全过程，感人至深，请看这篇饱含血泪的文章：
先君闻难后，扬扬欢笑如畴昔，而一出于真。洢等悲忧填膺，睹颜色则亦欢笑，不复知大阨之在后也。
五月五日，舟过锡山，陈发交携蒲觞相饯，欢笑竟日。
初六日凌晨，遣濂（次子学濂）归行，纳采礼于周蓼洲。惧洢尾舟而行，或为缇骑觉也，遣雇小舟先发。洢别而北，濂别而南，草草分散，不料自此竟长别也。於乎痛哉！
六月十二日，槛车经良乡，遣奴鸿飞以此谱（即“自谱”）授洢，诫勿求见。（附注：魏大中关照魏学洢，‘自谱’稿当藏之莫示人，以后修订。）十三日，入都，羁锦衣卫东司房。十六日午间，入北镇抚司狱。越十日而杨公至。
二十八日，许显纯、崔应元奉旨严鞫。许（显纯）既迎二魏（魏忠贤、魏广微）意，抅汪文言招词，而急毙之以灭口，对簿时遂龈龈如两造之相质。一拶敲一百穿梭，一夹敲五十杠子，打四十棍，惨酷备至。而抗辩之语，悉不得宣。
七月初一日，旨下，则直云：‘六人伏辜矣，仍着北镇抚（司）严刑追比，五日一回奏’。闻者莫不丧魄。外魏（广微）佯请付法司以解于众，而令内魏（忠贤）故留中以詟台省之将言者。
初四日，输三千金，（许）显纯概不用刑，以用刑闻，且请从辅臣（魏广微）言，盖聊以市德云……派赃有至四万者，而先君独三千有奇，似属未减，且金又似可徐徐输也。及旨下，切责（许）显纯。
初九日，概笞十棍。旨下，仍切责。十三日，同杨、左各三十棍。先君自此大困。（许）显纯又限五日再比，所输数更日增，洢惴惴惧不给矣。十六日，旨下，又切责（许）显纯、（崔）应元各降一级，洢惶怖绝望，欲代刘执输金之役。（附注：刘，即旧邻刘启先，负责输金）。一见先君，刘苦相尼。十七日，刘入，先君俯相劳苦，且辞曰：‘惫极矣，未刑时茎茎毫孔俱疼，殆不能支，姑毋令我儿知也。’刘微以洢意告，先君大惊。比输金，杨、左受严刑，余四人竟免。刘出，洢又私喜过望，叩头谢刘，谓毒盖偏有中矣，急奔定兴江村告贷于鹿太公。太公义至高，然家故清窭，转展旁贷，仅得十五金。洢未至，太公先已传告同好，深乡剧贫之士素不通姓名者，争贸易所有以相应许显纯，宗族多与焉。然汇之曾不盈五十金。洢且感且愧且悲，急奔之良乡，讯十九日消息，则六公同被酷刑，一如初鞫时矣。
二十一日，奔至城，则当日又同杨、左各三十棍矣。洢狂骇惊怛，不知所为。究其故，则倪文焕以细事忤中贵，赖崔呈秀以免，急攻蓼洲（周顺昌）媚之，中及缔姻事。蓼洲褫，而先君之祸遂益烈。暂宽忽严，倪文焕为之也，於乎痛哉！
二十四日，刘入，先君不复能跪起，荷桎梏平仆堂下。刘膝行而前，见额帕垂覆目，整之，背半露掩之，群蝇啮腐肤，驱之。问：‘安乎？’曰：‘病，病甚。’问：‘亦强进粥乎？’曰：‘勿言勿言，促我儿逸去。’刘不觉哭失声，众呵之出。是日，又一夹敲四十棍。刘请于里门，卒隐垣隙窃窥，初犹闻痛楚声，已殊寂然。刑毕，拽入。少顷，（许）显纯令管事官二人进狱，久之方出。众莫测其所为，但闻杨、左、魏已舁至后监。
二十五日，菜帖入，不复出矣。杨、左以是日报亡。
二十六日，报先君以巳时亡，然终不知死期与死法也。於乎痛哉。时天暑发雷，相验领埋之旨故迟迟不降，而东厂卒日巡洢寓如织。
三十日，始差官发尸，偕杨、左从牢宂中出，骸涨而黑，圾圾有零落。忧急，并秽褥卷之入棺。
魏大中在诏狱受到严刑拷打，在场的外甥不禁痛哭失声，魏大中斥责道：“孺子真不才，死岂负我哉，而效儿女子相泣耶！”严审四次，酷刑备加，实在不能堪，仰视许显纯说：“吾口终不肖汝心，任汝巧为之，我承焉可也。”许显纯于是任意诬赃，魏大中蹶然而起说：“天乎冤哉！以此蔑赤贫之士，有死不承。”家乡父老为了挽救魏大中生命，愿意筹措银两代为退赔，魏大中婉言谢绝，七月初三日从狱中寄出片纸，写道：“百姓许概县派赔，万万不可。我穷苦一生，并无分银粒米施及邻里乡党，今日之祸又非为合县公事，岂可相累！”
魏大中遇难后，挚友陈龙正撰写祭文：“呜呼魏兄，生平不忘沟壑，而事与运卒副其意。死之日，肤浮髭脱，面目不可复认，而仅有斑斑血裳为之记。呜呼，人谁不死，死所良异，孰知夫床笫之有时非所，而缧绁或得捐生之地也……今焉兄之长暝于桎梏也，亦泊乎归其所寄。想兄尔时戴皇天、履后土、游名山、涉大川，浩浩乎通未生以前之元气焉。而里党交亲所不忍耳而目者，则惟泪枯之嫠，长号之孤，痛忘餐而惊难寐。”
5．“虎狼之肆威，狗彘之不食”
锦衣卫是一个军事特务机构，它的镇抚司诏狱，是直接受命于皇帝的非典型司法机构，故而称为“朝家禁狱”。金日升说：“镇抚（司）为朝家禁狱，列圣颁旨极严，凡漏泄狱情者，处以斩刑；擅入狱中者，即刖其足。故片纸只字及单辞半语，出入最为不易。”它凌驾于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之上，可以法外用刑，人犯一旦进入诏狱，很少有活着出去的。由于六君子之死为世人所瞩目，其惨无人道的内情渐次暴露于外。
金日升的《颂天胪笔》，黄煜的《碧血录》，所披露的真相最为深刻，也最为令人惊骇。
金日升记载镇抚司诏狱的五种刑具：
一是械具，用坚木制成，长一尺五寸，阔四寸许，中间开凿两孔，固着于臂上，虽受刑时也不脱下。
二是镣具，用铁制成，俗称锒铛，长五六尺，盘于左脚上（因右脚要受刑，有所不便）。
三是棍具，用杨树榆树木条制成，长五尺，弯曲如匕。执手处大如人小指，着肉处将近一寸。每次动用棍刑，用绳索紧束人犯腰部，使其不得转侧。或用绳索绑住两脚，一人负之背立，使之不得伸缩。
四是拶具，用杨木制成，长一尺余，直径约四五分。每用拶刑，两人扶受刑者起跪，用绳索绑住拶具两端，用棍棒左右敲击，使得拶具上下，增加痛楚。
五是夹棍具，用杨木制成，两根一副，各长三尺余，离地五寸许，贯以铁条，每根中间各绑拶具三副。用刑时，直竖其棍，安于人犯脚上，用绳索绑定，又用大杠一根，长约六七尺，直径四寸以上，从右面猛烈敲击足胫。
其实诏狱的刑具，决不仅仅限于这些，还有一些非典型刑具，比如用来敲打的铜锤，用来压人身体的装满泥土的麻袋，长达五六寸的铁钉等等。经受这些刑具折磨以后，势必体无完肤。
魏大中之子魏学濂说，其父受刑之后，“指断胫裂，股大于腰。叠棍所中，结为黑丁，澌为深坎，不一再宿，复棍棍击赤肉。肉败蛆生，淋漓零落，堕阶上者磈如斗。盖严刑之下，既无力图生，且无力图死。”这就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掩盖下的诏狱的真相。金日升感叹道：“读未终篇，顿使人发指眥裂，气塞泪淋。按古之狱吏张汤、来俊臣诸恶孽，未有今日许显纯之惨毒也。真虎狼之肆威，狗彘之不食，恨不磔其体，而醢其肉，以飨六君子之忠魂，以雪天下之公愤。”
黄煜《碧血录》逐日记录六君子受到严刑拷打的真相：
入狱当天，“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夹杠五十”。
七月四日，六君子从狱中提出审讯，“各两狱卒挟扶左右手伛偻而东，一步一忍痛，声甚酸楚……诸君子俱色黑而颠秃，用尺帛抹额，裳上脓血如染”。
七月十三日午饭后，六君子到堂审讯，“（许）显纯辞色颇厉，五日一限，限输银四百两，不如数，与痛棍。左（光斗）、顾（大章）哓哓置辩，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伏地不语。杨呼家人至腋下，大声曰：‘汝辈归，好生服侍太奶奶，分付各位相公不要读书。’是日，各毒打三十棍，棍声动地。嗣后受杖诸君子股肉俱烂，各以帛急缠其上，而杨公独甚”。
七月十七日拷问，杨（涟）、左（光斗）各三十棍。
七月十九日拷问，“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俱用全刑，杨公大号而无回声，左公声呦呦如小儿。周（朝瑞）、顾（大章）各受二十棍，拶敲五十；袁（化中）拶敲五十。魏（大中）呼家人至前，谓之曰：‘吾十五日已后闻谷食之气则呕，每日只饮寒水一器，苹果半只而已。命尽想在旦夕，速为吾具棺，然家甚贫，无能得稍美者，差足掩骼可也。’”。
七月二十一日拷问，“杨、左俱受全刑，魏三十棍，周、顾各二十棍……杨公举头欲辩，而口不能言，遂俱舁出。彼时诸君子俱已进狱，独杨、左投户限之外，臀血流离，伏地若死人……是日雨，棍湿重倍常，且尽力狠打，故呼号之声更惨”。
七月二十四日拷问，“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各全刑，顾（大章）拶敲五十。刑毕，（许）显纯呼牢狱前张目曰：‘六人不得宿一处。’遂将杨、左、魏发大监……（狱）吏嗟吁曰：‘今晚各位大老爷当有壁挺（方言死也）者。’是夜，三君子果俱死于锁头（狱卒头目）叶文仲之手”。
七月二十九日，“三君子之尸俱从诏狱后户出……籍以布褥，裹以苇席，束以草索，扶至墙外，臭遍街衢，尸虫沾沾坠地”。
八月十九日，袁化中死于锁头（狱卒头目）颜紫之手。
八月二十八日，周朝瑞死于锁头郭某之手。
九月十五日夜，顾大章投环而死。
袁化中，字民谐，号熙宇，山东武定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任内黄知县、泾县知县，治绩卓著，晋升御史。天启初年目睹时事不平，屡次上疏弹劾逆珰，遭魏忠贤忌恨。他作为河南道御史，揭发淮扬巡抚崔呈秀贪赃枉法，得到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龙，以及吏部考功司郎中邹维琏支持，提问追赃，拟遣戍，崔呈秀投身魏忠贤，图谋报复。天启四年，傅櫆纠弹汪文言，牵连魏大中、左光斗，袁化中上疏申辩。天启四年六月初一日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袁化中奋起响应，向皇帝上疏——“宪臣逐奸之论甚正，朝廷辨恶之法宜明，谨循职掌合词共吁，恳乞皇上即敕究处，消弭隐祸以安人心疏”。他尖锐地指出：“禁廷之内乃有大奸巨恶如掌东厂太监魏忠贤其人者。忠贤事皇上不为不久矣，皇上之恩宠不为不极矣，感恩图报，只合安分小心，以护圣躬。一切不法之事毫不萌念，岂不称真忠贤哉？乃四年以来，障日蔽明，逞威作福，乘皇上之初临，视大臣如奴隶，斥言官如狐雏，杀内廷外廷如草菅。自杀王安后，其手渐滑；逐刘一燝后，其势愈炽。朝野相危，神人共愤，其恶状已悉俱臣堂官杨涟疏中，臣等无容再列。但斥奸逐佞，言官事也，今臣等不能先发，而臣堂官发之，臣等已抱寒蝉之愧。”然后话锋一转，针对皇帝对于杨涟奏疏的态度，批评道：“又以为疏上之时，皇上不知如何震怒，立下法司究问矣。今在宪臣则责以‘凭臆抅祸，寻端沽直’；在忠贤则奖以‘一言不置辩，更见小心’。是何斥奸者反加不美之词，而暴横者反承翼翼之褒乎！且奸厂之疏先下，而后批答之旨继之，是何王言之倒置，而国体之渐轻也。臣等以为，忠贤势焰熏天，触之者焦，谁肯逞其言词？今宪臣矢心报国，不避权贵，正大臣防微深心，忠爱之大孰过于此！若以蹇蹇者非忠爱，则容容者为忠爱乎？灰正直之气，长奸珰之志，莫此为甚。”词锋凌厉，句句触及要害，却又句句在理，六月七日的皇帝圣旨泛泛而谈：“杨涟本奉旨已明，如何又来渎扰。朕御下严明，朝夕左右，岂得不知？若如外廷所疑，谓朕为何如主？好生不谙大体。念系言官，且杨涟倡首已置不问，姑不深究。”所谓“不深究”当然是一句门面语，秋后还是要算账的。果然，因吏部会推事件，袁化中附和赵南星、陈于廷，遭到削籍处分。杨涟、左光斗被逮捕，袁化中也因移宫、封疆两案遭到逮捕，坐赃六千两银子。许显纯按照魏忠贤的旨意，严刑拷打，身受重伤。“公（袁化中）每从狱中出，两狱卒挟扶左右手，伛偻而行，一步一忍痛，声甚酸楚，面色墨，而头秃，用尺帛抹额，裳上脓血如染。（许）显纯高坐，叱咤颇厉，究验所纳赃数，不中程受全刑（夹拶棍杠敲）。公素善病，遂僵卧不起”。八月十二日，袁化中退赔全部赃银，仍不发刑部审理，十九日被狱卒头目颜紫击毙于狱中。五日后家属才可以领埋尸体，其时肢体已经腐烂，家人布裹含殓，见者无不悲酸凄楚。
周朝瑞，字思永，号衡台，山东临清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任中书舍人、礼科给事中，与同官杨涟志同道合。移宫之议起，力挺杨涟。御史贾继春有“安选侍”之议，与杨涟唱反调，周朝瑞三次上疏辩难，触犯时忌。天启二年，皇帝朱由校停止经筵日讲，他疏请照常讲学，语侵皇帝身边近侍，有“借丛指鹿”等语。疏中写道：“经筵日讲已奉暂免之旨，果自圣意乎？抑阁臣实先意逢迎，欲假圣旨停之乎？若圣意倦勤，蹈此杳不闻声之覆辙，阁臣宜引义力争，何待人言之毕。如其阁臣阿中涓意，实有先言，遂叨中旨。阁臣亦读圣贤书，岂不闻人主宜使务学，接见贤士大夫。况皇上冲龄，志气未定，即一二亲信内侍亦不明乎？天下安则皇上安，而若辈亦安。种种借丛，皆堪覆国。独有朝讲不辍，诸臣尚得睹皇上龙颜，庶几有牵裾之忠，犹可白指鹿之佞。”魏忠贤、客氏怀恨在心。阉党分子炮制《东林点将录》，对魏忠贤说：“此录中一百八人皆结党谋，欲杀祖爷者也。”魏忠贤深信其说，命诸奸先逮捕为首的十人。诸奸反复推敲几昼夜，最终确定六君子名单，其中就有周朝瑞。金日升说：“此六人非但鲠直，为逆珰所恨，兼有才智，为奸党所畏，谓先剪灭此，则余皆发蒙振落耳。则公之才品可推矣。”天启五年，汪文言狱起，被逮捕入诏狱，坐赃一万两银子。周家迅速退赔完毕，即将出狱，被狱卒击毙。
顾大章，字伯钦，号尘客，南直隶常熟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由常州府儒学教授晋升国子监博士、刑部主事、郎中。魏忠贤用事，群小阴谋杀害杨、左，诬称顾大章为“杨左党”，逮入诏狱。杨、左、魏、袁、周五君子先后毙命，顾大章即将移送刑部，命法司定罪。顾大章慷慨陈词：“某奉旨送法司，据招定罪，岂容复辩？欲辩则抗圣旨也，欲不辩则自欺本心，欺法司，且欺天下后世，是亦欺皇上也。不抗即欺，无一而可也。且五人者皆前死矣，借某以实五人之招，则某既自诬服，又代五人诬服，何以见五人地下乎？明公能昭雪此案，则万代瞻仰。不然，有镇抚（司）原招在，某复何言？”法司环坐愕眙，无言以对。顾大章叹息：汪文言犹能为贯高，我度不能乎？吾不可以再辱矣。说罢，与弟弟顾大武诀别，服毒自尽，气未绝，再自缢而死。时为天启五年九月十四日，享年五十岁。
死前数日，顾大章写自叙，彰显他特立独行的个性：“余锐意政事，遇事辄攘袂争之，而得者十之七，然犹郁郁不乐。得奇疾，弃官归家。遇外家立嗣事，颇任嫌怨，卒捐外父所赠以明志，家居三载。改常州教授，丁父忧。丧毕，见正人日就摧残，慨然曰：‘昔贾彪不入顾厨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难。余向与东林疏，此正可以彪自况也。’补国子博士，颇为世道效力，人皆不知。后以同事诩其功，余名亦渐彰，为人所忌矣……群小谮余于珰，谓王纪攻客氏疏皆出余手。余无崆峒之才，而有其祸，自此始也。”在诏狱中，他写下了《对簿词》《狱中笔记五条》，悲叹狱中的苦楚：“某等六人同逮，而某为最苦。彼五人死于镇抚（司），未到法司成招，天下或有冤之者。某既送法司，欲辩，则奉旨：‘原是据招定罪，岂容复辩以抗圣旨。’欲不辩，则自欺本心，欺台臺，即是欺皇上，且欺天下后世。况不但自诬服，而并借某以成五人之招。此招一成，某身名俱败矣，故曰最苦也。问：‘与五人如何交结？’某曰：‘杨（涟）为常熟县令，因此相知。左（光斗）同年同乡，是以相知。魏（大中）素极厚，袁（化中）、周（朝瑞）踪迹皆疏。’对簿词止如此。末云：‘台臺能为此案昭雪，则万代瞻仰，在此一举，如其不然，则有镇抚（司）原招在。”又说：“入诏狱，声息俱遥闻，不能觌面，是即死也。何天玉云：‘在诏狱写单索饮食于外，譬如祖宗之显灵；家人送食，传单而进，譬如子孙之祭享。’非久困于狱者，乌能描写至此乎？余入诏狱百日，而奉旨暂发部者十日，有此十日之生，并前之百日皆生矣。何者？与家人相见，前之遥闻者皆亲证也。余既叨此一百十日之生，视彼先逝者幸已甚矣，复何忧哉？复何恋哉？”
写诀别诗，其中有“故作风波翻世道，常留日月照人心”之句。慨然叹息：“自唐虞至今才四千年，吾生五十年，已得八十分之一，不可为不寿，即以凶终，不犹愈于老死牖下者乎？”
六君子遭受诬陷，惨死诏狱的事实，在官方文书中竟然是另一副样子。刑部尚书李养正、周应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绍徽，副都御史徐大化，佥都御史潘濬，大理寺少卿吴之皋、倪思辉、潘文，大理寺丞张论臣、启光、孙杰等签署爰书（定案文书），向皇帝奏报三法司对六君子之狱的标准宣传口径：“顾大章与已故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汪文言，皆以狂悖窃附威权，惯罔上以沽名，惯崇奸而谋利。堂构无恙，何定策之敢言；社稷有君，孰垂帘之可托。自汪文言潜通线索，致王（安）内监突起风波，（左光）斗曰‘日后可虞’，（杨）涟曰‘移宫宜亟’。直房密计，疾如风雨之至，令康妃（李选侍）踉跄失措，不知祸之自来，禁里传呼，势如剽劫之临，即皇妹亦号恸堪怜，曾无言之可诉。乘皇上谅阴之始，得以恣行，快中涓报复之谋，惟其所欲，爚众听而背遗言，恫先灵而亏圣孝。有臣若此，岂可胜诛！犹且招摇作势，标榜为名，斥异己之贾继春；片言刺骨，进党同之周朝瑞。三辩衔恩，曰谁任击排？则袁化中、魏大中拳勇可藉；曰谁供颐使，则顾大章绕指堪收。”这种空话连篇虚张声势的爰书，不值得继续引用，墨写的文字毕竟难掩血腥的事实。不过对于魏忠贤而言，却如获至宝，阁臣票拟的诏书同样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杨涟、左光斗、周朝瑞、汪文言凶恶小人，目无法纪，素与内侍王安互相交结，妄希定策，首倡移宫，夤缘作弊，扶同奏启，威逼康妃（李选侍），亏朕孝德。又与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结成一党，紊乱朝政。明知熊廷弼失陷封疆，罪在不赦，乃敢贪其重贿，共为营脱，巧言谏免，暗邀人心。赖九庙神灵，罪人斯得，诛心定法，律当情真。虽已瘐死囹圄，还当戮尸都市，姑从轻典，以示法外之恩。”
读者诸君如果不知“信口雌黄”一词的含义，这可是极佳的例证。
五 镇压正人君子的舆论攻势
1．篡改当代历史的《三朝要典》
与此同时，魏忠贤指使亲信发动舆论攻势，篡改当代历史，为镇压正人君子提供依据。这项工作的重点是重新解释不久之前发生的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推翻这些重大政治事件已有的结论，全面翻案。阉党从新解释历史，并非有什么考据癖，而是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此类手段古已有之，不过天启年间搞得更加粗暴露骨。
舆论攻势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
天启五年正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乔应甲十次上疏，请求朝廷“早剖门户”，强调的要点是，“东林得淮抚则暗有所恃，淮抚得东林则两有所挟”，把淮抚李三才称为东林的党魁，以下有张问达、赵南星、高攀龙、曹于汴、段然等干将。十分清楚地显示了舆论攻势的矛头直指东林。
同年二月，御史杨维垣在题为“险臣非分之酬”的奏疏中，首先提出重新评价“三案”的是非曲直。他认为审理梃击案有功的王之寀，是“幸功躐跻，诬皇祖（神宗），负先帝（光宗），不惟无功，抑且有罪”。魏忠贤立即矫旨将刑部侍郎王之寀革职为民，并且宣称：“皇祖慈爱，皇考孝友，中外臣民共知，张差一事，王之寀贪冒进取，上诬皇祖，并负皇考，且陷朕不孝，又致毙内外无辜多命。”
皇帝圣旨已经为翻案定了调子——“上诬皇祖，并负皇考，且陷朕不孝”，阉党分子奋起响应，最为卖力的当推刑科给事中霍维华。
天启五年四月，霍维华写了扬扬数千言的长篇奏疏，议论“三案”，直截了当亮出了政治意图：“顷者邪臣假借题目，诬蔑宫廷，亏损圣德，如所谓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已捏形章奏，簧惑听闻，更欲窜入纂修，迷乱万世。用是不避忌讳，据实剖明，快祖宗在天之灵，畅皇上继述之志”。获得魏忠贤高度赞的奏疏，毫无疑问是一篇奇文，不妨细细看来。
霍维华首先从距离最近的移宫案谈起：“先帝弥留之际，所拳拳叮咛，不厌谆切者，辅导嗣皇帝与册封李选侍而已。选侍之居乾清宫也，从侍先帝也。宫车晏驾，选侍自应移居别宫，亦自应候旨令选侍移居何宫，而后可移也。选侍何敢擅移？亦何俟臣子争执之而始移也。丙子昧爽，元辅以下文武大臣以及省台郎署，无弗入者，何为杨涟一人独以排闼称也？比群臣见皇上即罗拜呼万岁，又何烦刘一燝、杨涟、左光斗等侈口拥戴之功哉？且元辅之方从哲，首垣之范济世，掌道之顾慥，无日无事不在（刘）一燝、（杨）涟、（左）光斗之前者，又何以拥戴之功独三人攘臂自居也？使当时洒扫别宫，请选侍入居，谕以登极后遵遗命行册封贵妃礼，此不过一内使传示足矣，何至烦诸臣之纷纷也。”振振有词的一番议论，目的无非引出后面的结论，刘一燝、杨涟、左光斗在移宫事件中不但没有功劳，而且有罪。
罪状之一，杨涟、左光斗等人与司礼监太监王安内外勾结，无事生非。霍维华说，王安一向仇视李选侍，无所顾忌，经常在宫内箕踞怒骂李选侍：“如今还要我叩头，叫他认得我。”杨涟、左光斗对他口诵心维，神暱而形就，很多关于李选侍的谣言，例如李选侍意图垂帘听政，盗取乾清宫珍宝，牵连到太监李进忠、刘朝以及李选侍的生父。这些莫须有质疑，由王安炮制于内，杨涟、左光斗传播于外。
罪状之二，杨涟、左光斗等人假借移宫，虐待李选侍及其女儿皇八公主。霍维华说：“移宫之日，密布多人，罄掳选侍之奁箧，并攫及头上之簪珥，令自负皇八公主踉跄徒跣而奔一号殿，吞声饮泣，莫从控吁。而随侍之李进忠、刘朝等十余人，且殴伤狼狈，面缚下狱，立刻拟斩，连及（选）侍父惴死……此不过假盗宝以为名，因杀此数人以灭口耳。”他认为盗宝之说不能成立，理由是：“选侍之物实先帝之赐予也。以选侍之物，选侍之人自移之，何得谓之盗也？且徒手数人，所执有限，何得谓之盗至数万也？”
罪状之三，“王安夙仇选侍，百计排挤，毫无顾忌，犹权珰跋扈之常态，无足深怪。（杨）涟与（左）光斗等读圣贤书，受累朝深恩，亦复甘心蹈乱贼之辙，犯神人之愤，而不恤者何也？不过欲假此以结欢王安，依为奥援，线索潜通，祸福立见，可以庇邪害正，纳贿招权，为所欲为，而无不如意耳”。
霍维华的目的是把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正直官员统统打下去，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移宫案，他要全面翻案，追溯到先前的梃击案、红丸案。
他全盘推翻关于梃击案的结论，认为实录不实——“实者未必录，录者未必实”，原因在于“门户为政，授意纂修”。此处所谓“门户”，就是“东林”的别称，用意很深——梃击案是东林一派虚构而成的案子，其实子虚乌有。请看他的说法：“然臣犹惓惓于实录者，特以年来门户为政，授意纂修，实者未必录，录者未必实。当神祖壮年在御，册立东宫稍迟，一时诸臣私忧过计，群起而争，委出忠爱。乃争之愈众，持之愈坚，无非欲事出宸断，以见欲行册立之本怀，是以建言者皆蒙谴谪，而笃爱震器之心始终不渝。及外廷寂然无言，而明纶忽涣，元良既建，宗社有主，二十余年宫闱晏然，未尝有他说也。”皇太子的册立不过稍迟而已，岂有他意！至于疯癫张差闯宫行刺，完全是王之寀等官员无端编造的谎言。霍维华写道：“倘果有奸邪所捏，称废立巫蛊之谋，则九阍邃密，必别有诡秘之术，而后可侥幸于万一，乃徒藉一风癫之张差白昼持梃闯重门，入大内而行刺弑，有是理乎？当日巡视御史刘廷元之奏报鞫审，司官唐嗣美、曾道唯、岳骏声等之口词，明白惬当。独赃私狼藉，自分被察之王之寀与同恶相济之陆大受等，无端造舛谬之说……向非神祖同先帝与皇上慈宁之御，亲赐剖决，其开衅骨肉，流毒缙绅，可胜道哉？”
对于铁证如山的红丸案，霍维华的解释更加离奇，竟然假造圣旨——“皇考进药亦升天，不进药亦升天”，为崔文昇、李可灼及其后台开脱，而且要追究清查红丸案的官员孙慎行、杨涟、左光斗等人的罪责。
他的逻辑同样很离奇，一则说，先帝身体素质清弱，不能以误用下药，归罪于崔文昇。“先帝犹口授皇上传谕诸臣，以为原有夙疾，因劳致甚，大小臣工莫不钦承。此当日父子君臣出口入耳，由衷根心之言，亦至仁至明，危而不乱之证，足尽破从前狐疑之说矣，何为复有向后蛇足之口也”。再则说，谁不愿得到长生久视的药方，延长万载无疆的寿命，李可灼是遵旨进药，何罪之有？“先帝病系劳弱，则（李）可灼红铅正属对证，况迫以先帝立待之严旨，（李）可灼安能不进药？皇上与群臣亦安能不令（李）可灼进药？”然后把矛头对准刚刚起用的礼部尚书孙慎行，“借题红丸，诬先帝以受鸩之惨，加（方）从哲以弑逆之罪。片纸传播，旋奉圣旨：‘旧辅方从哲素称忠慎，皇考弥留，李可灼进药，原出圣意。卿言虽忠爱，然事系传闻。并进封、移宫等事，当日九卿科道官多所亲见，还着据实会奏，以释群疑。其李可灼轻易进药，不能无罪，着并议来说，该部知道。’吏部尚书张问达削去前段，止将‘卿言虽忠爱’以下半段发出，并改‘会奏’为‘会议’，以启邪党之附和，以示指鹿之奸谋。承望风旨者欲杀人以媚人，畏避凶锋者不信心而违心，饶有半吞半吐之词，多属畏首畏尾之论……时非皇上天语亲传，有‘皇考进药亦升天，不进药亦升天’之旨，邪党穷追不已，罗织之祸势且燎原而不可扑灭矣”。
有鉴于此，他的结论是：“伏乞皇上严谕监修纂修诸臣，将未完神祖实录从实记载，将已完先帝实录再行磨勘，并将公忠发愤如刘廷元、黄克、王志道、范济世等，与假借诬蔑如王之寀、孙慎行、杨涟、左光斗等，一应章疏单揭，备细搜录，与臣疏一并宣付史馆，务存公案，以垂信史，庶是非邪正开卷瞭然。”
图穷而匕首见，霍维华洋洋洒洒几千字的奏疏，不仅攻击了刘一燝、韩爌、孙慎行、张问达、王之寀、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等人，显露一股杀气，还要重修实录，并且就如何篡改历史提出了思路，以东林为口实，全面翻案。正如吴应箕所说：“予观逆党之翻三案也，必以东林为口实。盖以并封者三案之源，而东林者以并封而著，不倾东林，何以护持三案乎？然前之争并封，与后之争三案，人虽殊也，其效忠则功相等也，而受祸尤酷。东林之为东林，至后而愈难哉！夫东林之能，既见于天下如此，其攻东林者，又作逆如彼矣，即三尺童子能起而明其趣舍者，而世之人犹好指摘贤人君子之细，以巧谈而乐道之。吾然后知大道之不明，而乱臣贼子所以不绝踵于也也。”
因此，当时人评论霍维华奏疏，“乃一部三朝要典也”。那意思是说，霍维华奏疏实际是日后出笼的《三朝要典》的一个大纲，一个雏形。无怪乎魏忠贤看了要大声喝彩：“这本条议一字不差！”既然是一字不差，意味着完全赞同霍维华的主张，随后颁发的圣旨几乎就是霍维华奏疏的一个提要：“本内说张差疯癫逼直，至于移宫、进药情形，尤朕所目睹。刘一燝党邪害正，韩爌庇护元凶，孙慎行借题修怨，张问达、周嘉谟私改旨意，朋比为奸，本当削籍，念系股肱辅弼之臣，姑不深究……仍将史馆从实纪载，其修成皇考实录另行改正。王之寀诬陷骗官，并杨涟、左光斗逮至追赃，一体治罪。范济世、王志道、汪庆伯、刘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张捷，当狂澜既倒之时，有持梃不移之节……”是与非、功与罪，完全颠倒了。吴应箕对此评论道：“此疏伏《三朝要典》之根也。疏中朋党后宫，巧脱大逆，且欲治刘一燝等之罪，其言祷张悖恶，敢于杀人。（霍）维华之罪通天矣。”可谓一语中的，击中要害。
御史徐景濂与霍维华一唱一和，主张“翻三案”，是非标准以及语调，和霍维华一模一样。他针对礼部尚书孙慎行弹劾旧辅方从哲，允许李可灼进红丸为“弑逆罪案”，为方从哲辩护，紧紧抓住“弑逆”二字做文章：“今日论（方）从哲，且勿问其他，最吃紧者‘弑逆’二字，须辨明真不真也。真则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宁止议削而议夺！不真则天地鬼神犹默鉴之，谁敢杀人以媚人？”关于李选侍，他说：宫中一段真情景，只有皇上自己知道，太监之耳，臣僚之目，都是捕风捉影，垂帘听政一语也是如此。祸根在于王安之煽抅簸弄，邪臣狐媚而不自醒。结论自然是：“伏祈皇上特谕纂修诸臣矢公矢正，无宽无刻，毋轻言弑逆，以伤主德，以玷国史，正世道人心一大关领也”。就是为“翻三案”制造舆论。
究竟如何翻案？礼科给事中杨所修给出了答案：“三案宜仿《明伦大典》，命史臣成书，以示天下。”具体而言，“请命史臣将三案内前后章奏，撮其大略，分别编次成书，刊行天下”。
天启六年正月十五日，以皇帝圣谕的形式宣布编纂《三朝要典》，并为之定下基调：“皇祖神宗显皇帝早建元良，式端国本，父慈子孝，原无间然。而奸人王之寀、翟凤翀、何士晋、魏光绪、魏大中、张鹏云等，乃借梃击以要首功。我皇考光宗贞皇帝一月御天，千秋称圣，因哀得疾，纯孝弥彰。而奸人孙慎行、张问达、薛文周、张慎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红丸以快私怨。迨皇考宾天，朕躬续绪，父子承继，正统相传。而奸人杨涟、左光斗、惠世扬、周朝瑞、周嘉谟、高攀龙等，又借移宫以贪定策之勋，而希非望之福，将凭几之遗言委诸草莽，以待封之宫眷视若寇仇，臣子之分谓何？敬忠之义安在？”随即宣布特命内阁辅臣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为总裁官，施凤来、孟绍虞、杨景辰、姜逢元、曾楚卿为副总裁官，徐绍吉、谢启光、余煌、朱继祚、张翀、华琪芳、吴孔嘉、吴士元、杨世芳为纂修官。定好调子，搭好班子，正月二十六日开馆编纂。几个月之后终于炮制完成，由礼部刊刻发行。全书围绕“三案”展开，卷一至卷八，梃击；卷九至卷十六，红丸；卷十七至二十四，移宫。卷首有：御制三朝要典序、圣谕、圣旨，还有凡例、三朝要典原始。
卷首的“御制序”，其实是由内阁首辅顾秉谦草拟的，企图以“钦定”的假象来钳制舆论：“疑梃击，则托护东宫者进矣；疑红丸，则援不尝药者进矣；疑移宫，则造为垂帘者进矣。总三案之奸凶，皆一堂之衣钵，将使皇祖皇考抱疑不白，而朕躬亦几陷于不孝，深用痛心。幸正论时闻，业已区分陟斥，犹虑遐方耳目，缘簧鼓而渐致论胥。来禩汗青，杂狐疑而罔知断案，又以事历三朝，或多挂漏，特降手谕，俾史臣仿《明伦大典》故事，将前后明旨章奏编辑成书。”卷末有总裁官顾秉谦所写的“后序”，强调的仍然是皇上“钦定”之意：“是《三朝要典》者，乃我皇上遹追先德，爰命儒臣编辑成书，特赐以嘉名者也。《书》曰天叙有典，明此典为天之所叙，而皇上即天也，则叙之固惟我皇上……皇上既体天垂教，诸臣当奉天不违，故臣敢于《要典》篇终，阐无偏无党之大义。”顾秉谦所谓“阐无偏无党之大义”，显然是自我标榜，天大的笑话，明明是站在阉党立场上说话，哪里谈得上“无偏无党”！
《三朝要典》打着“无偏无党”的幌子，拥戴魏忠贤，陷害正人君子，欲盖弥彰。吴应箕说得好：“余观《要典》之作，盖诸臣借以脱其倾正人之罪，而掩其拥戴逆珰之私者也。然而欲盖弥彰，其是书之谓欤！”又说：“故三案者实一事也，而借三案以杀人者实一事也。本朝近三百年，其间大礼大狱争者不一，受祸者亦不一，要无如三案之酷。其他是非或俟久而论定，三案则自定之，故《要典》者逆珰借以杀人之书。”“杀人之书”四个字，可谓入木三分！
2．仿效《水浒》一百零八将的《东林点将录》
《三朝要典》是魏忠贤阉党“借以杀人之书”。杀什么人？指向十分明确：东林党人。吴应箕概括霍维华奏疏的要害：“大略谓东林标门户之帜，圣世见玄黄之战，借题污蔑宫廷，损亏圣德云云”。
御史倪文焕赤裸裸地鼓吹东林还未得到清算，东林巨魁尚未全部伏诛。他的奏疏写道：“自东林以假道学簧鼓，呼朋引类，阱陷正人，巧就一己之功名，沉埋数十年公论，为圣主之僇民久矣。幸天庙皇上宸衷，诸奸屏逐不一，庶几仕路澄清，再见中天之宇宙。然狐藏鸷伏，实繁有徒，在今日为漏网，在他日为煽毒，为翻局。以臣所见，尚存数人焉。”倪文焕耿耿于怀的“漏网”数人，首先点名原任兵部侍郎李邦华，定性他为“东林高足”，“昔年与李三才诸人为死党”，与赵南星、魏大中等人“聚百阴谋，狡计险衷，毒肠辣手，善类又为之一空”。其次点名原任吏部文选司员外周顺昌，“只因窃附东林，得升吏部，与魏大中结党同盟”，魏大中被逮路过苏州，周顺昌与之联姻，“此其意欲何为？目中已无皇上矣！”皇帝立即批示严惩不贷：“李邦华东林高足，向与李三才皆为死党，同侄李日宣狡计阴谋，倾害善良。周顺昌窃附东林，营入吏部，贪横异常，仇逐朱童蒙，不安其位，厚结汪文言，呼吸相通。又与魏大中抅党同盟，逮过姑苏，留连十日，以女许婚配，目中罔知国法……内有赃私狼藉者，还着抚按提问，追赃充饷。其私创书院，扁额虽去，碑记犹存，着礼部即时毁碎回奏，以为植徒聚党之戒。”表明朝廷不仅要抓人，还要摧毁东林书院，流露出一股杀气。
御史张讷更进一步，主张取缔天下所有书院。他从北京首善书院谈起，提及全国四大书院：东林书院、关中书院、江右书院、徽州书院。然后一一列举应当取缔的理由：
——东林书院其来久矣，乃李三才科敛东南财赋，竭小民膏血为之修建者，良田美宅不下数十万金。孙慎行、高攀龙辈窟穴其中，肆行秽事，其用以交结津要，纳贿行私，皆是物也；
——关中书院原系税监张永所置私第，张永死后，冯从吾占为书院，张永所侵占官地民田计千百余，尽归书院。冯从吾居家居乡凶秽种种。顷犹恣口横议，通书京都，胁制当路，张牙露爪，谋欲翻案未已也；
——徽州书院则皆富家巨贾走集供输，其费更巨万，而以余懋衡主之，群不逞之徒附之，所谓铜山金穴，争趋如鹜。而近来郑三俊、毕茂良等拾级而登。而无奈邹元标出山潦倒，反借气势于东林，靠引手于西北。
张讷向朝廷献策——废天下讲坛：“伏乞敕下各省抚按官，但凡有书院处所，尽数撤改，将房屋田土逐一登报，亟行估计变价，解助大工，不许隐漏”。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并非变价所得的银子，而是摧毁民间书院这个讲坛，钳制舆论。为此捏造了书院的罪状，比如说东林书院“乃李三才科敛东南财赋，竭小民膏血为之建造者，良田美宅不下数十万金”，彻头彻尾的诬陷不实之词。查《东林书院志》可知，建造的资金大多是志同道合者自愿捐献的，与李三才毫不相关。顾宪成、高攀龙、顾允成等书院同人十五名共捐银两，地方官员捐银两。此外，常州府无锡县儒学，动员县内缙绅先生共集银两；无锡县衙拨银两，常州府衙拨银两；常州府衙另拨银两用来购置龟山祠祠田一百亩。
张讷的谎言不攻自破，皇上却信以为真，当即批准：“其东林、关中、江右、徽州一切书院，俱着拆毁，暨田土房屋估价变卖，催解助工。本内有名如邹元标，少负忠名，出山潦倒，其身虽死已久，然巨恶依势，余虐尚存，着削了籍追夺诰命，外如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名虽假乎理学，行无异乎市井，或通关节而居之不疑，或躬窝主而颜无耻，甚甚假仙惑世，吞产欺孤。读之令人发指。此三员都着削了籍为民，仍追夺诰命”。
御史石三畏摆出一副算总账的架势，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谈起，说什么“李三才结连顾宪成，搅番世界。王图谋大拜，假书一纸，激素望隆重偏听使气之孙丕扬。于是寻一只手障天者，可布弥天之阵，遂相与倾附曹于汴……汤兆京、王宗贤朋比为奸。一时正人如乔应甲、刘国缙，暨职京堂王绍徽辈，驱逐必尽。许弘纲才欲调停，便见排挤；徐兆魁屡疏纠正，又见揶揄”。接着谈到天启三年的癸亥京察，“从千谋百计中拥戴一穷天极地之大恶赵南星，助以赃贪之张问达，群小在局外遥制其柄，局内者不得自专，流毒播虐，天日为黑”明确地发出清算东林党人的信号。
在这种背景下，清算东林党的黑名单应时出笼，以便魏忠贤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
始作俑者是投靠魏忠贤门下的内阁辅臣魏广微，在天启四年年底编了一本《缙绅便览》，“手写所欲起用之人：黄克赞、王绍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维华、等五六十人，目为正人，各加两圈或三圈。又将《缙绅便览》如韩爌、缪昌期、曹于汴、李邦华、郑三俊等约百余人，目为邪党，重者三点，次者二点，托内阉王朝用转送逆贤（魏忠贤）处，以行黜陟”。
影响最为恶劣的，当推都察院左都御史（后升任吏部尚书）王绍徽编的《东林点将录》，仿照《水浒传》中梁山一百零八将的名号，编成东林一百零八人的黑名单，献给魏忠贤，要他按照名单逐一清算。《两朝剥复录》说：“以王绍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绍徽撰《东林点将录》，与逆珰谋害诸君子。”《明史》说：“（王）绍徽在万历朝素以排击东林为其党所推，故（魏）忠贤首用居要地。（王）绍徽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魏）忠贤所喜。”此人秉性卑劣，献媚魏忠贤无所不用其极，无名氏《遣愁集》说：“王绍徽为魏忠贤干儿，官至吏部尚书，进退一人必禀命于忠贤，时称‘王媳妇’。尝造《点将录》倾害东林诸君子，忠贤阅其书叹曰：‘王尚书妩媚如闺人，笔挟风霜乃尔，真吾家之珍也。”
文秉《先拨志始》收录了《东林点将录》，刘若愚《酌中志余》收录的《东林点将录》，与之略有差异。现将《东林点将录》展示于下：
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
总兵都头领二员
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
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
掌管机密军师二员
天机星智多星左谕德缪昌期
天闲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
协同参赞军务头领一员
地机星神机军师礼部员外郎顾大章
正先锋一员
天杀星黑旋风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
左右先锋二员
天暗星青面兽浙江道御史房可壮
地周星跳涧虎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马军五虎将五员
天勇星大刀手左都御史杨涟
天雄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
天猛星霹雳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扬
天威星双枪将太仆寺少卿周朝瑞
天立星双鞭将河南道御史袁化中
马军八骠骑八员
天英星小李广福建道御史李应昇
天捷星没羽箭陕西道御史蒋允仪
天空星急先锋山东道御史黄尊素
天退星插翅虎浙江道御史夏之令
天凶星没遮拦吏科给事中刘宏化
天满星美髯公刑科给事中解学龙
地揭星毛头星刑科给事中毛士龙
地镇星小遮拦工科给事中刘懋
总探声息走报机密头领二员
天速星神行太保尚宝司丞吴尔成
地速星中箭虎光禄寺少卿丁元荐
行文走檄调兵遣将头领一员
地囚星旱地忽律广西道御史游士任
掌管钱粮头领二员
天富星扑天雕礼部主事贺烺
地狗星锦毛犬尚宝司少卿黄正宾
定功赏罚军政司头领二员
地正星铁面孔目左佥都御史程正己
地奴星催命判官左通政涂一榛
掌管行刑刽子手头领二员
地损星一枝花礼部尚书孙慎行
地平星铁臂膊刑部侍郎王之寀
捧把帅字旗将校一员
地贼星鼓上蚤内阁中书汪文言
守护中军大将十二员
天寿星混江龙大学士刘一燝
天微星九纹龙大学士韩爌
地短星出林虎大学士孙承宗
地转星立地太岁吏部尚书周嘉谟
地角星独角龙吏部尚书张问达
天伤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邹元标
天贵星小旋风右都御史曹于汴
地轴星轰天雷礼部尚书王图
天牢星病关索刑部尚书乔允升
地强星锦毛虎工部尚书冯从吾
地巧星笑面虎吏部左侍郎陈于廷
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
四方打听邀接来宾头领十二员
地明星铁笛仙户部左侍郎郑三俊
地壮星母夜叉礼部右侍郎张鼐
地妖星摸着天光禄寺少卿史记事
地全星鬼脸儿光禄寺寺丞李炳恭
地文星圣手书生翰林院修撰文震孟
地阔星摩云金翅翰林院检讨姚希孟
地阴星母大虫翰林院检讨顾锡畴
地异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郑鄤
地满星玉旛竿吏部员外郎周顺昌
地兽星紫髯伯吏部员外郎张光前
地惠星一丈青吏部员外郎孙必显
地暗星锦豹子礼部主事荆养乔
马步三军头领四十六员
天彗星拼命三郎刑部尚书王纪
天狐星花和尚兵部左侍郎李瑾
天暴星两头蛇兵部右侍郎孙居相
地勇星病尉迟兵部右侍郎李邦华
地恶星没面目兵部右侍郎刘策
地佐星小温侯兵部右侍郎何士晋
地奇星圣水将户部右侍郎陈所学
天哭星双尾蝎左副都御史孙鼎相
天佐星金枪手右佥都御史徐良彦
地刑星菜园子右佥都御史周起元
地丑星石将军右佥都御史张凤翔
地火星独火星右佥都御史朱世守
地巧星玉臂匠右佥都御史程绍
地暴星丧门神右佥都御史王洽
地健星险道神右佥都御史李若星
天异星赤发鬼左通政司刘宗周
地俊星铁扇子大理寺少卿韦藩
地定星小霸王太常寺少卿韩继思
地会星神算子太常寺少卿赵时用
地佑星赛仁贵太常寺少卿李应魁
地阖星火眼狻猊太常寺少卿程註
地稽星操刀鬼光禄寺少卿沈应奎
地飞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夏嘉遇
地走星飞天大圣吏部郎中邹维琏
地察星青眼虎吏科给事中陈良训
地煞星镇三山兵科给事中甄淑
地雄星井木犴户科给事中郝士膏
地杰星丑郡马兵科给事中沈惟炳
地幽星病大虫户科给事中薛文周
地孤星金钱豹子兵科给事中萧基
天罪星短命二郎湖广道御史刘芳
天败星活阎罗江西道御史方震孺
地辟星打虎将山东道御史李元
地微星矮脚虎福建道御史魏光绪
地捷星花项虎四川道御史练国事
地威星百胜将河南道御史谢文锦
地数星小尉迟云南道御史李日宣
地猛星神火将贵州道御史张慎言
地乐星铁叫子山东道御史刘思诲
地伏星金眼彪湖广道御史刘其忠
地隐星白花蛇河南道御史杨新期
地耗星白日鼠湖广道御史刘大受
地遂星通臂猿山西道御史侯恂
地灵星神医手云南道御史胡良机
地魔星云里金刚四川道御史宋师襄
地理星九尾龟河南道御史熊则祯
镇守南京正将一员
地煞星混世魔王操江右佥都御史熊明遇
分守南京汛地头领六员
天竟星船火儿南京广东道御史王允成
天损星浪里白跳南京吏部郎中王象春
地英星天目将南京江西道御史陈必谦
地进星出洞蛟南京山西道御史黄公辅
地退星翻江蜃南京四川道御史万言扬
地劣星活闪婆南京工科给事中徐宪卿
明眼人一看便知，名单中大多数人与东林书院毫无关系，或者说与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人士毫无关系。王绍徽的意图是向魏忠贤提供一个黑名单，把那些敢于同魏忠贤作对的官员扣上“东林党人”的帽子，一网打尽。正如孙承泽所说：“有明之初各省俱有书院，自张江陵当国始行严禁。江陵殁，复稍稍建置，一时著名者徽州、江右、关中、无锡而四。天启中，京师始有首善书院。然人不知各处书院，而统谓之东林；又不知东林所自始，而但借东林二字以为害诸君子之名目。”
《东林点将录》的作者是谁，一向众说纷纭，有的说韩敬，有的说阮大铖，有的说王绍徽。《四库全书总目》编者经过考证，仍然认定是王绍徽所作，是令人信服的：“《东林点将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王绍徽撰。绍徽陕西咸宁人，万历戊戌（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事迹具《明史·阉党传》。其书以《水浒传》晁盖、宋江等一百八人天罡、地煞之名，分配当时缙绅。今本阙所配孔明、樊瑞、宋万三人，盖后人传写佚之。卷末有跋，称甲子（天启四年）、乙丑（天启五年）于毗陵见此录，传为邹之麟作，所列尚有沈应奎、缪希雍二人，与此本不同。盖其时门户蔓延，各以恩怨为增损，不足为怪。又称许其孝、陈保泰、杨春茂、郭巩四人后列逆案，不知何以厕名，或作此书时四人尚未附忠贤耶？阎若璩《潜邱札记》亦有与王宏撰书曰：顷问《点将录》果出贵乡王绍徽手否？先生以此书实出阮大铖，王（绍徽）偶失阉欢，谋所以解之术于阮，阮授以是书，而王上之，而世遂以名之。细思之，殊不然。儿时读《点将录》，记没遮拦穆宏乃（阮）大铖，岂有自作此录而窜入己姓名者云云。则当时已传闻异词。然崇祯钦定逆案，以此录属之绍徽，于时公论方明，谅非诬蔑。《明史》本传亦以此书属绍徽。然则辗转传写，虽或有窜改，其造谋之人，要终不能以浮词他说解也。”
3．《东林党人榜》及其他
阉党干将、御史卢承钦感到一百零八人太少，仿照宋朝“元祐党籍碑”的样板，炮制了三百零九人的大名单，请魏忠贤对东林党人彻底清洗。
却说北宋熙宁新政到元祐更化，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演化为朋党之争。宋徽宗时的宰相蔡京以推行新法为幌子，大搞派系倾轧，打击异己势力。他早年追随王安石的变法派，司马光“元祐更化”时，转而反对新法；绍圣时章惇恢复新法，他又转而依附章惇。一旦大权在握，他再度以变法派面貌出现，把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苏辙、程颐等一百二十人，定为“元祐奸党”，又把元符三年向太后执政时主张恢复旧法的官员与之合为一籍——“元祐党籍”，共计三百零九人，由宋徽宗书写后刻石立碑，称为“元祐党籍碑”。随之而来的是，按照名单进行政治迫害，或流放，或罢官，或降职。
《东林党人榜》完全仿照“元祐党籍碑”，甚至三百零九人的数字也一模一样。此举正中下怀，魏忠贤于天启五年十二月以皇帝谕旨的形式，把《东林党人榜》正式向全国刊布。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一方面要证明，作为政治结社的“东林党”实体确实存在；另一方面要有关部门按照这个名单清除异己势力。文秉说得很清楚：“御史卢承钦疏参曹珍、董应举、李遇知，因历举东林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谓之前锋，李朴、贺烺、沈正宗、丁元荐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宜将一切党人不论曾否处分，俱将姓名罪状刊刻成书，榜示天下。人皆谓此疏何异元祐党碑。”
卢承钦其人《明史》有传：“（卢）承钦余姚人，由中书舍人擢御史，首劾罢户部侍郎孙居相等。因言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朴、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请以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忠贤大喜，敕所司刊籍，凡党人已罪未罪者，悉编名其中。”为了让读者一睹全貌，笔者不厌其烦引录如下：
李三才 叶向高 顾宪成 邹元标 赵南星 高攀龙
杨 涟 左光斗 魏大中 周朝瑞 袁化中 顾大章
汪文言 周顺昌 缪昌期 周宗建 黄尊素 丁乾学
吴裕中 万 燝 吴怀贤 刘 铎 周起元 夏之令
李应昇 熊廷弼 鹿继善 吕维祺 孙承宗 贺逢圣
汪乔年 范景文 焦源溥 侯震旸 贺 烺 蔡懋德
惠世扬 李 亥 顾宗孟 魏光绪 练国事 蒋允仪
解学龙 刘 懋 赵洪范 吴尔成 刘宗周 万言扬
陈于廷 朱国祯 孙 鑨 王 纪 黄公辅 涂世业
季希孔 汤兆京 章嘉桢 王象春 孙居相 孙鼎相
乔允升 钱谦益 曹于汴 黄正宾 邹维琏 孙慎行
房可壮 曾 樱 丁元荐 游士任 王之雅 崔景荣
刘宪宠 程正己 涂一榛 方震孺 王允成 徐宪卿
陈必谦 冯从吾 郑三俊 文震孟 郑 鄤 毛士龙
李炳恭 李邦华 史记事 夏嘉遇 甄 淑 刘思海
许誉卿 熊奋渭 郝士膏 章允儒 熊德扬 欧阳调律
刘 璞 张慎言 马鸣起 江秉谦 李日宣 乔可聘
刘 芳 薛敷教 沈思孝 顾允成 徐石麒 周嘉谟
刘一燝 翟学程 韩 爌 杨惟休 蔡毅中 宋 槃
张拱宸 沈正宗 王 洽 王心一 李宗延 倪思辉
张鹏云 程 註 赵世用 方员度 沈惟炳 朱钦相
姚思仁 胡良机 杨 姜 萧 基 李遇知 霍守典
汪应蛟 杨维新 蒋大中 姚希孟 胡永顺 麻 僖
魏应知 王时熙 陈士元 杨建烈 宋师襄 乔成诏
潘云翼 胡良辅 李乔仑 翁正春 朱大典 陈奇瑜
吴弘业 孙绍统 洪如钟 欧阳东凤 杜三策
朱国弼 林汝翥 杨朝栋 王振奇 赵 彦 唐绍尧
周洪谟 陈道亨 岳元声 张问达 周汝弼 郑继孟
刘廷佐 史永安 田 珍 段 然 方逢年 李继贞
顾锡畴 黄承业 李若星 师 众 毕佐周 李承恩
王之寀 邓 渼 何栋如 吴用先 孟淑孔 许念敬
熊明遇 何士晋 王龙光 杨时乔 卢化鳌 徐良彦
钱士晋 施天德 王 图 翟凤翀 陈一元 陈长祚
毕懋康 李腾芳 赵昌运 彭遵古 程国祥 朱光祚
徐如珂 钟羽正 蒋正阳 林乔枝 韩 策 汪先岸
郭正域 孙丕扬 胡 忻 王元翰 王宗贤 余懋衡
孙 玮 李孔度 李仙品 周道登 朱世守 杨一鹏
陆完学 陈良弼 陈 言 李 玄 王祚昌 霍 英
杨新期 谈自省 马孟祯 韩奇象 方有度 金世俊
米万钟 王继谟 李思诚 方大任 陶朗先 陈熙昌
张国纯 何如宠 戴 忠 冯 琦 刘元珍 姜志礼
于孔兼 耿如杞 区九伦 梅之焕 姜习孔 金士衡
侯 恪 韩 霖 易应昌 江东之 宋 焘 钱龙锡
姜逢元 陈一敬 刘 策 陈子壮 黄道周 王淑汴
满朝荐 沈 演 刘鸿训 成基命 王国兴 张国纪
杨嘉祚 王康瑶 史孟麟 安希范 李复阳 林 宰
张永桢 刘起肤 陈新芝 朱 灏 刘宪章 韩钟勋
周孔教 黄毓祺 贺王醇 赵德遴 孟称先 刘斯陛
戴 埙 陈仁锡 刘弘化 吴道坤 张道浚 李守俊
刘之凤 王钟庞 公 鼐 吴弘济 刘士章 张经世
徐遵阳 侯 恂 徐缙芳 萧 近 彭汝南 沈应时
薛文周 陈邦瞻 赵清衡 何吾驺
这份三百零九人的名单，冠名为“东林党人榜”，其实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不过寥寥数人而已。《东林书院志》的编者引录这份名单之后，写了按语，一举击中要害——“不过魏珰借东林名目为罗织耳”。请看：“天启五年十二月乙亥朔，逆阉魏忠贤矫旨，以《东林党人榜》颁示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经削夺者禁锢，凡三百有九人。不过魏珰借东林名目为罗织耳，实则其人有与东林毫不相涉者，有托足东林而人品不类者，有人品虽端而与学脉终隔者，其间相去奚翅倍徙。要之，既与诸君子同祸，则此重公案不可没已。”
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这份名单不但把早已去世的顾宪成、顾允成兄弟等列入其中，而且把一些毫不相干的现任官员如鹿继善、吕维祺、范景文等一概网罗在内，甚至还胡乱地混入了一些阉党分子。以此为依据对各级政府官员进行清洗，必然要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这样说其实低估了这份黑名单，魏忠贤打击异己势力，镇压反对派的所有行动无一不是冤假错案。
阉党分子炮制的黑名单当然不止以上两份。为了配合《东林点将录》《东林党人榜》，大造声势，他们陆续编造了《东林籍贯》一卷、《东林同志录》一卷、《东林朋党录》一卷、《盗柄东林夥》一卷。
《东林籍贯》把所谓“东林党人”按照籍贯分类：
北直隶，孙承宗、赵南星等八人；
南直隶，缪昌期、钱谦益、孙慎行、董其昌、高攀龙、左光斗、薛敷教、许誉卿、周宗建、顾大章、文震孟、郑鄤、姚希孟等四十三人；
浙江，朱国祯、丁元荐、魏大中、黄尊素、李日华、岳元声等十一人；
江西，邹元标、李邦华、邹维琏、熊明遇、朱吾弼等十六人；
湖广，周嘉谟、杨涟、沈惟炳、段然、钟惺、袁中道、胡应台等二十人；
河南，乔允升、周汝弼等七人；
福建，叶向高、董应举、周起元等五人；
山东，王象乾、毕自严、张凤翔、房可壮、袁化中、王象春等十三人；
山西，韩爌、孙居相、程正己、魏云中、魏光绪、荆养乔等十五人；
陕西，王图、王之寀、冯从吾、南居益、惠世扬、史记事等十八人；
四川，欧阳调律、王祚昌等五人；
广东、云南、贵州各一人：曾陈易、王元翰、王祚远。
这份名单和上述名单一样粗制滥造，四库馆臣已经指出其破绽：“其北直郭巩、陕西薛贞，后皆名丽逆案，是又当考其究竟，不当以一时之记录为断矣。”
《东林同志录》在标题下面特地注明：“补点将录”，表明它的编造意图是补充《东林点将录》的不足。它的特点是按照各位“东林同志”的职务来分类：
政府，叶向高、刘一燝、韩爌、吴道南、孙承宗、朱国祯等六人；
词林，孙慎行、缪昌期、钱谦益、钱士升、文震孟、姚希孟等十九人；
部院，李三才、赵南星、王纪、高攀龙、邹元标、曹于汴、张问达、杨涟、左光斗、王之寀等五十七人；
卿寺，顾宪成、于玉立、姜士昌、吴亮、周道登、胡琳、薛敷教、陈所学、傅宗华等七十三人；
台省，魏大中、陶崇道、熊奋渭、沈惟炳、袁化中、毛士龙、李应昇、黄尊素等七十六人；
部曹，郑振先、夏嘉遇、邹维琏、王士琪、熊明夏等四十一人；
藩臬郡邑，顾大章、吴正志、尹伸、钱士晋、瞿式耜等二十六人；
赀郎武弁山人，吴养春、汪文言、黄正宾、茅元仪等二十一人。
《东林朋党录》的编造方法很特别，在每个人的姓名下方注明“已处”“未处”“重处”“回籍”“在籍”“降级”“革任”“闲住”“见任”“已故”字样，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对于那些“未处”“见任”的官员要重点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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